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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我不赞成把《傅雷家书》当教育圣经读

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翻译家的名字总与译作共存同生,如林纾与《茶花女》,如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又如傅雷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一生专于法国文学引进,主要翻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著作,同时也把自己隐于名家背后,无数个蜡炬成灰的夜晚浓缩为书封上两个字。如今,人们再找寻关于他本人的事迹,多半只依托于那本《傅雷家书》,和被取名为“聪敏”的两子的追思。

1954年,长子傅聪赴波兰进修古典音乐,傅雷、朱梅馥夫妇开始与之跨洋寄信,直到1966年两人决绝离世,傅雷一家在文学史上的留痕,几乎仅剩远在他乡的傅聪手中那近200封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的书信。多年后,家书出版,人们才读到傅雷,同时也将傅聪的成功归于知识分子家庭严苛的教育,当然,还有说教、控制、父权等负面声音出现。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傅家的全貌。

今天,恰逢傅雷先生112周年诞辰,为纪念,为缅怀,更为重新认知《傅雷家书》,本文把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出版,已成为国际知名钢琴家的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有关家书、父亲的对话内容摘编出来,作一导读。

对于傅雷先生的家教背景、理想信念乃至真正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历来众说纷纭,而今能为其代言的,或许是墓志铭上那行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01 不要把《家书》当作《圣经》来读

郭宇宽: 傅聪先生,很多人了解您,往往是通过《傅雷家书》。

傅聪:我已经听很多人说,我父亲的信写得那么好,当年之所以写下这些家信,就是准备发表的。我觉得非常荒谬,怎么会这么去理解呢?父亲是个译笔非常好的译者,文笔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为发表而写的。

我父亲是很刚正的一个人,他正式发表的东西都很严谨,很理性,当然也有赞美贝多芬那种热情如火的文字,但绝少婆婆妈妈,舐犊情深,正式文字里绝对没有。而给我的信里,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克制。假如他是准备发表的,用字会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特别声明:家书得以与公众见面,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书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来伦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爱不忍释,如对亲人······

傅雷、朱梅馥夫妇


郭宇宽: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过非常严格的教育。

傅聪: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现在也六十八岁了,人家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个小孩子似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郭宇宽:很多人在自己的父亲去世以后,往往回过头来后悔当初没听父亲的话。您现在也经过了人生很长的历程,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傅聪: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里说的那样,“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真的是这样。最近我看到当年他写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的信,里头有一段专门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了解我,对我看得是一目了然,看到了骨子里头。

郭宇宽:对于《傅雷家书》,很多父母是当作《圣经》来读的。

傅聪:这很危险,非常危险,我非常不赞成。我跟你讲个故事。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像个男孩子似的,音乐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受得了啊!”

郭宇宽:对家书,除了受感动以外,我也感觉出来傅雷先生非常可爱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写信,多给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亲有非常爱护子女之情,但是有一点唠叨。

傅聪:那个时候他非常孤独,内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话只能够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给他回信。但那时我的音乐会很多,工作很忙,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亲期望予我的对艺术的忠诚。这一点我是永远觉得很惭愧,很内疚。

1954年,傅聪在波兰准备演出


听众:傅聪先生,我在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里看到,您七八岁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父亲经常在楼上听到您练琴不对劲,就会下楼来对您严厉地打骂。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才子,当时其至把您捆在门外。您后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您后来对音乐的一种天才,一种理解,起了作用呢,还是您父亲的捆绑之功?

傅聪:父亲并不是因为我弹琴时候的顽皮,才把我捆绑在门外。其实,男孩子淘气,在没有开始学钢琴以前,就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十一岁以后,中断了弹琴,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抗父亲,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说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天才,那是无稽之谈,父亲从来不是那么认为的,那是后来邻居得出的所谓结论。到了“反右”的时候,有人就拿这个所谓的信条来批判父亲。

听众:傅聪先生,我们谈论到您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亲联系到一起。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成功,对您来说是一种光环呢,还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

傅聪:怎么说呢,两者都是,不过压力恐怕是无形中存在的,并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说,“你父亲对你这种期望,所以你永远有种压力”,我家里人也这么说过。他们都看到我有时候活得相当苦,活得并不那么容易。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苦,两者都有,不过也不缺少欢乐。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动力嘛,假如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一种生命力在那儿,要靠外在的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动力,我看这也是有限的。

(原载《爱乐》二零零四年一、二月号合刊)

02 不是父亲与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

傅聪:其实我童年、少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直到十七岁,父亲看到我立志要学音乐,但没有问他要一分钱,觉得我很有骨气,很有志气。那之前我一个人在昆明滚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与父亲有了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成为朋友是一个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演变。

留学归国的傅聪,与傅雷在琴边畅谈


梅冬:当时,您妈妈在给您的信中也说到:聪儿,你像你的父亲一样早熟。

傅聪:我出国的几年变化比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我说的很多话,他都会肃然起敬,我讲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的谦虚。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啊!谈的是各种各样题材,音乐、美术、哲学,真是谈不完。后来我回到波兰,爸爸给我的信上说,“谈了一个多月的话,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白己的思想和感情吗?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讨论和争论,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和争论。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还记得离开上海时,父亲的临别赠言吗?

傅聪:爸爸的临别赠言,共实我从小就听他说过——先做人,再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再做钢琴家。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我从小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念——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又是什么?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傅雷父子家中交流,母亲在打毛衣


梅冬:您可以谈谈《家书》对您的影响吗?

傅聪: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翻翻家书,我就会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书》里说的话,我从小也听爸爸经常说,我自己说出来的话,就像爸爸在《家书》里头说的,我写给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似的。所以《家书》里的话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传,我现在一想起,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纯真、简朴、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内心的挣扎,与社会的不能和谐,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出国前我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给我写信,像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亲受苦受难,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类灵魂的两极,人的灵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圣、又恐怖又美好的东西啊!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悲剧我也看到了——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井不是说我家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种大波大浪我是从小跟它一起成长的。这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经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1956年,傅雷夫妇与傅聪同游

 

我当年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很短,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后来自己学的。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

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比我严谨很多。他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这一点,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要我写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国外几十年,尤其是父母过世之后,基本上不再写什么中文了!多苦啊,写一封信要花几天,要真是那样,找也不用练琴了,得放弃了!那样的话,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所以在《傅雷家书》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不愿意发表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太幼稚了!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距离。

(原载《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03 傅雷——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冬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傅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信是有永恒的价值,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意让这些书信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出版,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冬晓:疑虑?

傅聪:这词不好译,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含义不同,难译。

我爸爸是个赤诚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来。但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直坐在书斋里,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联。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

傅雷在书房里

冬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做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先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是不行的。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从本质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冬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随形势、否定自己,那是一种真挚的感情。

傅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了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最敏感,应该永远走在时代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著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傅雷旧照


冬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傅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

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是虚度的,是行尸走肉的,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

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绝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小节的东西。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中国文化的根子扎得很深。

钱钟书、杨绛在傅雷家茶会

 

我爸爸责己责人都很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

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神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傅聪:那绝对如此,一切都很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的高低,品质的好坏没有关系。

冬晓:我第一次见您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傅雷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是一个本真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从他很多书信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的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逻辑性科学精神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傅雷与次子傅敏


冬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做人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傅聪:他最强调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很危险,像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像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

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 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绝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骗自己。

我认为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非常弱,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

(原载《与傅聪谈音乐》修订本,一九八一年春节)

责任编辑:赵紫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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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4-07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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