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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达沃斯青年领袖,共建“全球化4.0”

 

作者:本刊记者  尹洁 凌云

127位正在改变世界的青年人,当选为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2019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在他们中,半数以上是女性,绝大多数来自新兴经济体,有奥运选手、企业高管、科学家甚至国家元首。

围绕今年的全球青年领袖入选者,《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他表示,这个项目选择的是“最有活力、最有意思”的40岁以下领导者,“每年有1500到2500人得到提名,从中选择100多位入选者”。

艾德维

艾德维

何谓“领袖”?艾德维围绕几个维度来定义。“首先是慷慨,我们寻找的是那些用其智慧改善他人生活、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只关心积累财富者;其次是诚挚,他们是开放、真诚的人,不求名利地位,而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努力工作;第三是影响,他们关心他人的尊严,并且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他们的企业给世界带来积极的作用。比如,有的青年领袖致力于将企业建成‘零垃圾’的零售商,是真正相信并推广环保理念的下一代领袖。还有一些科技人员致力于开发帮助残疾人获得行动能力的设备,用科技提升了残疾人士的生活质量。”

今年的入选者中有9位来自中国。艾德维说,这反映了亚洲和中国力量的崛起。“他们中有人来自公益领域,比如安信信托副董事长高超创立了上海至美公益基金会,在学生中倡导志愿者精神;有人来自科技创新领域,比如深圳码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黄鼎隆,专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还有旷视科技CEO印奇,擅长面部识别技术,他们的技术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还有袁家凯,是全球联合之路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所领导的机构通过关注教育、收入和健康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

艾德维和所有入选者都见过面,对他们的出类拔萃印象深刻。“《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从西方归来,用她的才华为中国做出贡献。不久前她还前往格陵兰岛,考察气候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那里的冰川融化情况,她撰写的文章有广泛的读者。”

在艾德维看来,气候问题是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危急问题之一,而青年领袖一起努力,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更多贡献。难民问题是另一挑战,青年领袖们在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建立孵化器,致力于提高难民的创业能力,使其从社会负担变为社会的贡献者。

15年来,全球青年领袖项目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入选者也越来越多元化。近年来的入选者中,企业家超过了半数。在艾德维看来,这意味着更多青年企业家有了社会责任意识,希望用市场和商业的力量改变世界。

“15年前,人们或许觉得必须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才能为世界贡献正能量;现在,他们会建立一个公司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家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结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张龙梅:中国好了,对世界经济有利

站在张龙梅办公室的玻璃窗前,北京CBD的“半壁江山”一览无余。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她的经历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在中国成长—赴欧洲深造—在美国工作—被派驻回中国。

IMF标识。其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

IMF标识。其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

张龙梅本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但这并非她的兴趣所在。毕业时,正好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与上海交大有一个合作项目,张龙梅便选择赴德国深造,攻读国际经济关系硕士。

“读硕士期间,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兴趣。它结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点,既有量化分析,又有逻辑推理,能让我的大脑充分兴奋起来。另外,它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很多领域有实际应用。”张龙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当时最感兴趣的方向是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从2004年到2010年,张龙梅一直在德国留学,直到获得经济学博士。这段时光对她的影响很大,不仅是学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德国人如果要做一件事,会非常认真地坚持到底,而且非常有条理。我留学前,文献资料都是随手放的,但博士毕业时已经习惯将所有文献资料归类、打孔装订,分装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里。那6年时间让我从一个不愿花太多精力做准备的人,变成凡事从头到尾都要细致认真的人。这对我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

读博士的第三年,张龙梅到IMF进行暑期实习,觉得这就是自己理想的工作,于是还没等博士毕业就申请了职位,很顺利地加入了这个国际组织。

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IMF对罗马尼亚的贷款项目。当时罗马尼亚面临一些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于是向IMF请求援助。

“我们与政府沟通的过程有时候是漫长的。我记得当时双方开会讨论项目的细节,一直谈到晚上11点。”张龙梅回忆道。她负责的工作是分析罗马尼亚未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从2010年到2017年,张龙梅一直在IMF华盛顿总部工作。除了罗马尼亚项目外,她还研究过菲律宾的劳动力市场和国际收支,以及中国经济再平衡和高储蓄等问题。围绕亚太地区的发展情况,张龙梅发表了很多相关著作,包括长期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公司债务问题、资本流入和资产定价等。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风云变幻,IMF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龙梅告诉记者,从1945年成立以来,IMF的主要作用有3个,第一个是经济监督。整个组织目前有189个成员国,每个成员都会接受IMF对其经济的监督,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是两年一次。在监督过程中,IMF会对成员的经济状况做出分析,看是否有潜在风险点,然后给出一些政策建议。这是在单边层面上。在多边层面上,IMF会定期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大家熟悉的G20峰会与IMF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用张龙梅的话说,“IMF的经济监督就像一个家庭医生,定期给你号脉,提醒你注意什么问题”。

第二个作用是贷款项目。当某个成员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时,IMF仅提供政策建议已经不够,还需要提供一些贷款援助。贷款项目一般持续几年时间,帮助当地经济慢慢恢复。

第三个作用是给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IMF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目前已是IMF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2017年8月,张龙梅被IMF任命为驻华副代表,从华盛顿来到北京工作。“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部、其他政府部门、各大高校、部分私营机构等都有合作和交流,同时也将中国的发展情况传递给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不久前,IMF总部的一个磋商团来中国,张龙梅陪同他们去了贵州省,在了解当地经济情况的同时也专程参观了一所希望小学。

“那里的发展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学校里已经有了网络,有了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中国在教育方面真的是花了很大力气,尽可能地让每个孩子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另一方面,这次考察也让很多外国同行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有些外国同事以前来中国出差或开会,都是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这次他们去了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让世界更深入地认识中国。”

2019年5月,张龙梅(左前站立者)与IMF同事在贵州省一所希望小学。

2019年5月,张龙梅(左前站立者)与IMF同事在贵州省一所希望小学。

的确,一些只到过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外国人,会觉得中国“很发达”,但中国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和加拿大面积都很大,但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均衡,相比之下,中国的地区差异要大得多。在贵州省,我们在贵阳市区看到的景象与开车一小时到山区看到的景象,真的是天壤之别。”

张龙梅说,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的首选地是北京和上海,看到的是特别先进的一面,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确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看人均GDP,中国只有美国的30%左右,前面的发展道路还是很长的。也正因为中国有独特的国情,所以她对外介绍的时候有更多工作要做。

如果说北京和上海彰显了中国最现代化的一面,那么中国消费者走遍全球的“买买买”则给了外国人更直观的冲击——这个庞大的市场蕴藏着无限商机。在张龙梅看来,过去20年奠定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未来20年中国和世界金融体系会有一个深度融合。

“虽然现在贸易全球化有一些阻力,但我认为金融全球化仍是大趋势。中国的资本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都会越来越重要。在IMF内部,中国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高,在决策中的意见越来越重要。中国现在也倡导建立一些新的多边机构,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影响力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一些地区保守主义的抬头,全球化能否延续下去成了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

“从IMF的经验看,顺应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才会有繁荣、稳定的发展。我们做了很多量化分析,看全球化给地区经济、生产效率、就业带来了哪些益处;我们也分析了如果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根据研究数据,结论是非常明显的。所以IMF总裁拉加德女士在很多公开场合,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希望这个潮流可以继续,也相信这仍是一个大趋势。”

身处这个时代,很多旧秩序被不断打破,新秩序被慢慢建立。而世界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多边组织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张龙梅因此经常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个人的力量当然是渺小的,但借助于IMF,我希望自己在世界大转型的过程中尽一份力量。我相信,中国好了,对世界经济也会好。”

2019年6月17日,张龙梅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2019年6月17日,张龙梅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黄鼎隆:未来的世界是人机合一的

黄鼎隆是在今年初举行的达沃斯年会上得知自己入选“全球青年领袖”的。由于他创立的公司码隆科技被达沃斯论坛评为“科技先锋”,他便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达沃斯年会。“与国内的论坛不同,达沃斯论坛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大家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聚在一起讨论,内容非常细、非常具体。”

黄鼎隆在瑞士参加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

黄鼎隆在瑞士参加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

黄鼎隆参加的“争鸣”大多是关于人工智能(AI)的。这是他最熟悉的专业领域。在清华大学,他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又在谷歌、微软、腾讯等企业工作了几年,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黄鼎隆在微软结识了自己的创业伙伴,来自美国纽约的码特(Matt Scott)。

“我们两个相识时,码特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我则负责开拓微软搜索产品‘必应’的中国市场。”黄鼎隆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那时是2009年,‘必应’刚推出不久。本来我和码特的工作是没有交集的,但当时我发现市场上需要优秀的英语学习软件,码特则发现一些新技术可以用来打造相关产品,于是我们俩一拍即合。”

两人合作的产品叫做“Engkoo(英库)”,入选了2010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亚洲十大创新技术”,黄鼎隆和码特随后将它整合进了必应搜索。那次合作是两人在微软内部的一次成功实践,也奠定了后来联合创业的基础。

2014年7月,黄鼎隆在深圳注册了码隆科技,自己任CEO,码特任CTO,公司名称是从他和码特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也包含生意兴隆之意,再有一点就是“码隆”谐音“码农”。在国内,码农是程序员的一种自嘲,但黄鼎隆和码特都认为技术可以改变世界,所以通过这个名字向程序员致敬。

刚创业时,公司只有黄鼎隆和码特两个人。半年后,他们组建起了一个小团队,团队也从北京搬到了深圳。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码隆科技参加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举拿下了全国亚军,之后又在跨六大行业的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获得了团队组第一名,吸引了不少投资机构的关注,很快完成了首轮融资。

AI有许多分支领域,码隆科技的产品方向是商品识别,属于AI的视觉分支。在这个方向上,大部分公司都是做人脸识别的,即俗称的“刷脸”系统,主要应用在社会安全防护领域。码隆科技却从一开始就聚焦在商品上。黄鼎隆说:“我们希望产品像行业专家、老师傅一样,识别出各种各样的商品及其属性,然后进一步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比如淘宝平台的搜索系统,早期只能输入文字,现在消费者可以上传图片,直接寻找同款或近似商品,这种功能就属于商品识别。

“正所谓一图胜千言。有时一样东西很难用关键词描述,比如衣服的面料、家具的款式等,但如果你有一张图片就能搞定。”黄鼎隆说。

虽然市场一直存在这种需求,但计算机对于图片的识别能力却相对滞后,科技界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实现突破。直到2012年,在世界最具权威的图像识别挑战赛ImageNet上,有团队采用了AI深度学习技术,一下子把图片识别精准度提升了10%。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就像把奥运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提高了1秒一样,深度学习一下子引起了极大关注。

接下来的里程碑式事件出现在2015年,谷歌旗下公司研发的机器人AlphaGo下围棋赢了世界顶级棋手李世石,依靠的也是深度学习技术。从此之后,更多的研发力量进入这个领域,行业发展日新月异。

人脸识别、商品识别都是建立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而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黄鼎隆告诉记者,受益于商品识别系统的并不仅仅是消费者,企业和行业同样受益良多。

以服装行业为例,零售已经是整个供应链的最后环节,往前追溯还有批发、生产、设计等环节,其中不少工作都可以应用商品识别。比如服装设计,过去设计师要分析、判断流行趋势一般是去世界四大时装周(巴黎、米兰、纽约、伦敦),看完后总结什么颜色款式会流行,而码隆科技开发的商品识别系统则可以让机器直接分析秀场图片。

“比如,摄影师在时装发布会现场一共拍摄了100万张照片,我们将其全部输入系统中,马上就能得到一个量化结果:服装中的玫瑰红比例从8%上升到了12%。”黄鼎隆说,相比于人眼观察,AI得出的结论更加量化、速度更快。

码隆科技目前开发的产品可以识别衣服的很多属性,包括袖子是蝴蝶袖还是蝙蝠袖,是小清新风格还是职业风格,等等。用黄鼎隆的话说,“只要人类能够识别的,AI都能识别”。

商品识别系统可以识别纺织面料。

商品识别系统可以识别纺织面料。

此外,还有一些属性是人们在普通条件下无法识别的,比如一件衣服是不是纯棉的,需要专业人员在显微镜下查看。过去要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现在则可以让AI代替人类工作,判断准确度甚至更高一些。

据黄鼎隆介绍,除了服装业外,零售业也在应用商品识别系统,而且经济效益很明显,因为AI可以很好地替代收银员的工作。

“我们做了一个智能货柜,里面放入不同种类的商品,然后安装一个摄像头,与商品识别系统连接。顾客可以从柜子里随意选择商品,摄像头相当于收银员的眼睛,判断顾客都拿了什么,自动结算价格。”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广富百货商场的智能货柜。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广富百货商场的智能货柜。

AI的发展让人们不断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两者之间就有了某种分工:什么事情由人去做,什么事情由机器去做,两者怎么结合才能使生产效率最高。今天的制造业仍然按照这样的原则运行着,只是机器的能力又前进了一步,可以从事一些与脑力相关的工作,人和机器之间需要有一个新的分工。

“我认为未来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人机合一。”黄鼎隆对记者说,“比如服装业,设计师还是必不可少的,AI的作用是帮助设计师更高效地分析、预测流行趋势,但基于这个趋势怎么设计服装,还是需要设计师的创意才能完成。”再如医院里的AI诊断,也只是帮助医生提高看病效率,更快得出诊断结果,但之后的治疗方案依然需要医生拟定。这个过程同样是人和机器共同完成的。

在黄鼎隆看来,无论AI如何发展,有一点可能是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就是好奇心。“AI本质上是数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方法,可以 用数学、用计算机去模拟人类的好奇心,机器不会像人那样对一个未知东西努力探索。”

目前,码隆科技的员工已超过150人,并在瑞士、美国、日本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是一个合作创新的时代,码隆科技本身也是一个‘中美组合’。”黄鼎隆说,“作为达沃斯青年领袖,我希望有更多机会与世界优秀青年交流。我也希望,AI的发展能让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受益,不要因为科技差距而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作为AI领域的创业公司,我们想通过实践探索出一些方案,为世界更公平、更美好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李士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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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09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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