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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地坛 永别了,铁生

作家史铁生

词作家克明

◎克明

作者简介

克明,蒙古族剧作家,诗人,国家一级词作家。代表作: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往日时光》《绿皮火车》,歌剧《天鹅》《公主图兰朵》,音乐剧《金色胡杨》《苏赫与白马》。

分开与重逢

我与铁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又是伙伴,他是清华附中初643班,我是初644班。两个班隔着一堵墙,一下课,大家争先恐后向外疯跑,去抢阳台下那副双杠玩。铁生是个很灵巧的人,双杠玩得很好,是他教会我双杠上的技巧。13岁,正是野草一样疯长的年龄,看他在双杠那里上下翻飞,不由得你不试一试。玩累了,两个人就坐在杠子上聊天,比比胸大肌,阳光下,操场边,很惬意。

铁生的班主任叫王玉田,是音乐教员,他的妻子叫董玉英,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两个班的语文老师。王玉田老师把我选进清华附中的军乐队,我开始学习小号,每天长音、音阶、音程地练习。一年之后,竟很有长进,被选拔进清华大学的军乐团,经常参加各种演出,不知不觉,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能把我和铁生连在一起的,就是回家的路。每个星期,我们都一起放学,一起穿过清华园,路过大礼堂前的草坪、二校门,坐上31路公共汽车,到平安里,再一起换上13路汽车,一起在北新桥下车。他家在王大人胡同,我家在雍和宫。我们一路聊着,欢笑着,走过了少年。再后来,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我俩的出身都不好,也就一起被打入了另册。再后来,我去了黑龙江兵团,当了一名锻工,从此天各一方,再没相见。

离开清华附中后,我一直很孤独,陪伴我的,只有怀里的小号。寂寞的时候,我常常在车间里吹奏,只有它,能消弭我的孤独,能让我想起过往。

后来的路,就是一连串的失败和人生的遭际。但因为有这号角,我的希望还不至于泯灭。终于,我以圆号考上黑龙江省艺校,坐进了乐队排练室。学校没有圆号教员,只好让中央音乐学院代培。我的老师是著名的夏之秋教授,我又是他的关门弟子,要求很严格,留的课程很多,每星期的练习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北京的家很小,学院又不可能给我提供琴房,只好到地坛公园的西南角,找到一片松林,一块巨石,权当是我的练功房,从早到晚,这里就回荡着圆号的乐声。

按常规,每天下午5点,我的课程就结束了,为放松一下心情,总会吹些歌曲,一般都是苏联歌,像《小路》《满洲里的山岗上》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然后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初夏,公园里安静极了,只有阵阵鸟鸣陪伴着我。一天,我发现远远的有个人,坐在一只残疾车上望着我,也没有在意,收起谱台和圆号就回家了。第二天,在同一时刻,那个坐残疾车的人又来了,不过距离又近了一点儿。我没有想别的,又起身回家了。第三天,当我吹完最后一支曲子时,睁开眼睛,那个人又来了,而且更近了,他冲我笑了笑,点点头:“练完啦?”这是典型的北京人在打招呼。我赶紧回应着,掏出一支香烟,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也把烟掏了出来。点上烟,也就聊了起来。 “您吹的这是什么号啊?”

“法国号,也叫圆号。”

“噢。您在哪儿工作啊?”

“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

“您是北京知青吧?”

我一哆嗦,烟差点掉到地上……“您是清华附中的吧?”

我极力在脑海中搜索着,他是谁?

“您是不是叫克明?”

我整个崩溃了!这是我的同学?校友?曾经一起演出过的队友?

“认不出了。”他摘下眼镜,“这回呢?”我还是认不出。因为总坐轮椅的人,脸庞会发胖,又有一副双拐在手,真让我想不起来了。“我是铁生啊!”我扔下烟:“铁生?!你怎么这样啦?腿断啦?”他苦笑一下,“要是腿断了就好了,我的腰坏了!从这以下,废了……”

悲夫!

一起回学校

我心疼地看着他的腿。难道这就是我的史铁生?难道这就是在双杠上下翻飞的史铁生?而他却坦然地笑着、说着,还是小时候那种憨憨的笑。他平静地告诉我,他的将来就要在这轮椅上度过,再也不会跑了……

两个少年时的伙伴,像是两只淘气的小熊,相约到森林深处去采蜂蜜,迷失在浩瀚的黑森林里。多年后相逢,已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互相讲着分别12年以来的经历,他讲他的黄土地,我讲我的蒙古草原。夜色渐渐降临,地坛里充盈着古柏的清香,有几只喜鹊嘹亮地叫着,叫着……

后来,我提议回母校看看,铁生的眼里放着光。1979年的春天,北京到处在建设,路很不好走。他的残疾车是那种最原始的,车把是直的,握在左手;右手是一个摇柄,像自行车的飞轮,用链条链接起来,用力一摇,车就走了。在那个年代,虽然吃力,但强于轮椅。1979年的时候,还没有二环路,城墙刚刚扒掉,我们得穿过护城河上的破木桥,再穿过地坛,走安德路,斜插到北太平庄,再走北医三院、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就到了五道口。

风很大,他用左手把住方向,我在后面骑车推行,不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一边走,他一边给我讲陕北的故事,讲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方言,讲他拦牛的故事,回忆着当年清华附中的血雨腥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二校门。我们停下来,望着二校门原址上的毛主席塑像,良久无语。走过大礼堂时,我说看看水木清华吧,遂推到了湖边。他点起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岸边的柳丝,荷花早没了,显得有点破败。铁生熄灭了烟,决绝地说:“走,回学校!”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之间,有个小门,在化学馆的旁边。铁生把车停下,跟我抱歉地说,帮我把尿壶倒掉吧!我低头一看,他双脚间有个白色的塑料尿壶,已经快满了。提起来,感觉有点儿温热,一根导尿管插进尿壶口。倒完尿,我拿着导尿管问他:“这头在壶里,那头呢?”他说:“在尿道里呗!”我又问:“那这管子每天都用,万一不干净怎么办?”铁生说:“那就感染呗,先是膀胱感染,控制不住,就会感染到肾,最后就是尿毒症。”我又问:“尿毒症厉害不?”铁生笑了:“尿毒症晚期就是死亡。”见到我惊愕的样子,他很轻松地说:“没事,我都好几次了,这不还挺好的吗?”

最先看到的是董玉英老师,她边笑边流着眼泪,上下打量着铁生。更多的老师围拢过来,万邦儒校长和韩家鳌校长也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班主任王玉田老师,他愕然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强忍泪水,用力握着铁生的手,摇着,摇着,半晌,说出一句话:“只要活着就好!”铁生也哭了,但只是流泪,不言语。不一会儿,又开始笑,那种孩童似的笑。我远远看着他,心想,真是个铁打的人啊!

家里多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

再后来,我结束学习,又回到了草原。但这重逢的日子,总在心头掠过。在地坛里,我们更多的是相对无言,他很沉静,总在默默地思索着、思索着,也许,是在结构一篇新的小说,也许,是回到那遥远的陕北,回到重重叠叠的山野村落,因为,那里有他的窑洞,有他的牛圈,有他破碎的青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看着他,也不说话,不打搅他,看他的目光远远地注视着什么……

世界上奇巧的事情很多,我们两家的住房就算一桩。我家原先住在雍和宫墙外的大西仓二号,这是寺庙的房产,在京的蒙古人大抵住在寺庙附近,因为有许多家乡的青年出家当喇嘛,总会有一些亲情在走动。后来,我家搬到雍和宫的对面,环境也好些。铁生家原来在王大人胡同的前永康,生病后,就住进了我家原来的大西仓二号院。

地坛重逢后,我送他回家,吃惊地发现,我们竟在一个院落里!从那以后,我经常去他家玩。那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就是史大叔、妹妹史岚和他。两间北房,一个小院,很是惬意。

我平均每年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常常带回些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土特产,比如牛羊肉啊、呼伦池的鲤鱼和贝尔湖的白鱼等等,有时,还有大兴安岭的野鸡、榛子和飞龙,照例分做几份,母亲一份,大姐一份,弟弟一份,铁生一份。东西不多,是个心意。

记得上世纪80年代,铁生已经是中国文学界的名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访客巨多,真有点儿不胜烦扰。每次到铁生家,都能看见木门上的纸条,“各位访客,因为主人身体原因,请先预约”。可我从来不管这些,也不会像别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叩门或按门铃,上前就用马靴“当当”地踢门。每逢这个时候,史大叔都会说:“听听,准是克明来了,快开门!”一进屋,自然是欢声笑语,把礼物放下后,通常走向铁生,去看他的笑脸,去握紧他的手。

几年后,我再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她夹着一支拐杖,好像也有点儿轻度残疾,动作麻利地给我沏茶,又旋风一般地消失在里屋了。我呆在原处,悄声问道,这是谁啊?原来,这就是铁生后来的爱妻陈希米。刚刚从西安来,也是个文学青年,到北京,就是想认识铁生,嫁给铁生!我被这突然降临的幸福震懵了,铁生也感觉不可思议。我悄悄说:“你还行吗?人家可是姑娘,你别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啊!”铁生羞涩地望着我:“那你说怎么办啊?”

第二天,我去雍和宫粮站买切面,正好与史大叔同行。

“大叔,那女的走了吗?”“没有,不走了。”

“那怎么办?人家可是黄花闺女啊!”

“谁说不是呢!唉,真是个好姑娘啊!”

“克明,这事你怎么想?”

“大叔,要我说,这真是个好事!您想,您都这岁数了,还能陪铁生几年?再者说了,史岚是姑娘,早晚得嫁人,铁生这病又离不开人,妹妹能一辈子照看他吗?我们同学再好,也不可能长久地伺候他。如果他们俩成亲,您不就踏实了吗?只是铁生这身体,把姑娘耽误了,真对不起人家,有点儿自私了……”

“克明,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要真能成,铁生妈妈也就放心啦……”那天买完切面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听了,竟然落泪了:“唉,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我的哥哥克光也是残疾人,7岁那年患了小儿麻痹症,每天架着双拐,经常被路人耻笑、推打,为此,我总和别人打架。所以,母亲最心疼患有残疾的孩子,对铁生特别好。铁生能有这般结局,让我们两个家庭都看到了幸福和安宁!

我们只能望见他的背影

在上海读大学时,我的美学老师是余秋雨。有一次讲到“终极关怀”这个课题时,他说,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海伦,一个就是中国的史铁生。“当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讲故事的层级时,史铁生的小说已经驶入哲理的海洋!一个残疾人竟拥有如此健康强大的心智,在文学,在对生命的认知上,他的足迹比我们任何一个健康人走的都要远,我们只能望见他的背影……”

我曾问过铁生,你梦见过自己跑吗?他笑了,摇摇头。我又问,假如你的腰没坏,跟我一样拥有健康,你还能写出这么多小说吗?他说,这事儿咱不能假设。我都这样了,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轮椅上想,坐在轮椅上写,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就剩下这一扇窗……

人,不逼到绝处是不会逢生的啊!我的哥哥也是残疾人,但他还能走动,所以,总也经不住诱惑。铁生经住了,他已跌入万丈深渊,只有一线光明在牵引他前行,要么生,要么死。他再也无法站立,他只能让文字载着他的思想去飞翔。世俗的诱惑那么美好,令人无法抗拒,所以,我们无法像铁生那样沉静下来,去拷问自己的灵魂。回想起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都很平庸,下乡,插队,拼命工作,渴望能够有所转机,能被推荐上大学,能够参军,或者能够有机会去工厂,回到北京。回来后,又拼命复习,上大学。上了大学,又渴望能够分到好单位,分到房子,遇到心仪的美女,然后成家,抚养下一代;然后渴望挣更多的钱,过上体面的日子。汽车,美女,金钱,别墅,名气……我们都在世俗的海水里起伏沉沦,我们心中的那份童心,一点点销蚀殆尽,偶尔停下脚步,摸摸稀疏的发际,看看微起的肚腩,感慨自己的蹉跎时,蓦然回首,只见行走得最慢的铁生,摇着他的轮椅,早已化入天边的远山之中。

不幸。何为不幸?作为一个男人,你最大的不幸也就是成为铁生了,孤身奋战,孤身面对死亡,没有子嗣,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奉献给社会去消遣,但他却让中国的文学抵达了峰巅,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大幸吗?这难道不是非凡的一生吗?

又过了许多年,铁生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地坛了。那里,再见不到他的轮椅,也没我的号声……古柏还在,巨石也许还在,但没了人,也就全没了意义。

去年,我们班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和董玉英老师聚在一起,聊起了陕北,聊起了插队的生活。我自然想起铁生,想起孙立哲,想起了我们的青春。回到草原,写下一首歌《塬上的星》,是为纪念。录音的时候,我给歌手张虎讲了北京知青的故事,讲了铁生。我说,这歌是献给他们的,假如能有来世,我背也背上铁生去塬上看星星。当录到“如果我再活一回,还想在塬上行”时,张虎突然蹲下,号啕大哭,再也无法唱下去了……

唢呐响起时,我看见了青春,看见我的同学们竞相迅跑在塬上,跑得最快的那个人,一定是铁生!

永别了,铁生!

永别了,我的地坛……

附录:

我清华附中同学史铁生、孙立哲、邢仪、李桂和胡静,都是当年赴陕北延川县插队的知青。今年,同学们在清华相聚,谈起了青春岁月,不胜唏嘘。应黑荫贵之托,为延川的北京知青写下一首歌为念。

《塬上的星》

高高塬上是星空

塬上的人儿站在云中

星河灿烂垂眼前

想起了从前你的身影

天上星星窑里的灯

照亮了天下受苦的人

抬头望见满天的星

不知道哪一双哪双是你眼睛?

火热的青春曲折的人生

当年的笑声在心中

塬上真安静

塬上真安静

如果我再活一回还想在塬上行

白羊肚的手巾扎头顶

登高看星星

登高看星星……

供图/克明

责任编辑:李士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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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5-1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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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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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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