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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他参加过远征军,是40年代的诗坛先锋,“文革”中

坚持写诗,如今百年诞辰之际依然给中国当代诗歌以启迪

 

本刊记者 王晶晶

 

万安公墓在北京香山附近,葬着不少学者、文人。戴望舒、朱自清、冯友兰、王力……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无人不晓的名字,在此相距不过咫尺。小小一方墓碑,就浓缩了他们厚重的一生。

有的墓碑主人生前即已显赫,但也有生前埋没,过世许久才被世人重新发现、认识的,比如穆旦。很多人知道金庸,不知道穆旦。他们是族兄弟,金庸本名查良镛,穆旦本名查良铮。两人不约而同,都拆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当笔名;也都靠着手中的笔,把这个名字牢牢刻进历史里。

2018年9月18日午后,穆旦墓前汇聚着国内外研究他的众多学者。意大利汉学家朱西深情朗诵着她翻译的穆旦诗作《我》;诗人多多在墓前缓缓倒下一杯酒,以示祭奠;写了《穆旦评传》的易彬,关注了十多年穆旦的段从学……每位学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故去的诗人交流。林静蝉噪,暑热未去,墓园里却凝着一片冬的哀思。

祭奠活动是中国人民大学“纪念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日程。诗人、教授王家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此前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这个研讨会忙碌。穆旦之于人大,既非教员,也非校友,王家新之所以执着地举办研讨会,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回到闻一多,不能回到艾青,但可以重新回到穆旦”。在王家新看来,穆旦问题的背后,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艺术的终极问题。他坚信:“在文学史上,有些诗人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穆旦却会不断地回来并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他的写作就是要介入现实”

想要了解穆旦,先要回到他成长的时代。“穆旦是在五四的天花板下面,他一生都属于那个时代。”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穆旦的学者余世存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穆旦生于1918年的天津。那时的中华民国,比他大不了几岁。新的取代旧的,从政治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学者易彬研究,穆旦从小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他就读于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该校的教育要旨,就是要学生养成“现代能力”,为此开设代数、几何、微积分、化学和自然等课程,用英文原版教材。就连国文课,都把白话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穆旦

穆旦的中学同学周珏良曾撰文回忆:“穆旦的诗才从十几岁时就显露出来,而且非常敏捷。学校里有本刊物叫《南开高中学生》,穆旦是当时写稿的两大台柱子之一,主要是写诗,也写散文。”

1935年,17岁的穆旦同时被3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攻读外文系。同班同学王佐良注意到了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此时正是国难当头。七七事变,北平陷落,清华等大学成了日本人的马厩和医院。学生们一路南下流亡,从长沙又到昆明。穆旦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3000多里的“学子长征”路上,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买了一本外文字典,背完一页,就撕下丢掉,到了昆明,一本字典所剩无几。

敏锐的王佐良发现,到昆明后,穆旦的诗风变了,他把原因归结于步行而来的穆旦“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具现实感”。

在昆明,英国老师威廉·燕卜荪的《当代英语诗歌》课影响了很多西南联大的学生。通过他,现代派直接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与当时世界诗坛的潮流是一致的。那位传奇般的英国老师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现代派诗人奥登,讲一种新的诗。“对于此前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服对症的良药。”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青年诗人受艾略特、叶芝、奥登等影响,各自发表力作,新的诗潮涌动起来。

“五四时期先胡适后郭沫若,接着就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时代了;20年代末的戴望舒、卞之琳,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逐渐过渡到早期现代派;30年代则是艾青的时代,他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拥抱了一个更苦难的现实;到了40年代跨进现代主义时期,就是以穆旦为主要代表的。他们不是为主义而主义的,为什么要追求现代性?只有通过更现代的写作方式,才能使写作承担现实。穆旦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躲进象牙塔里追求形式、技巧、修辞的诗人,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进入现实、介入现实,他的写作始终是面向中国。”王家新分析道。

 

“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

穆旦主要的诗写于上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动乱、矛盾和苦难的时代。诗人袁可嘉曾感慨于穆旦所表现的“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

比如,穆旦写《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那是他的亲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水吧里,穆旦的大女儿查瑗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去年一位老人辗转70多年寻到他们送来的,是穆旦当年的“从军照”,“背着枪,还有肩章,国民党中校军衔”。也多亏了是寄存他处,“若是留在家中,动乱年代早被我妈妈烧掉了”。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本来已执教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助教,却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兼军长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很多年后,他在写交代材料时自白“动机”:“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想抗日。于是我便和反动军队结了缘。”

入缅远征军是一支惨烈之师。同年5月,作战失利的杜聿明败走野人山,随即陷入绝境。热带雨林遮天蔽日,蚂蟥、痢疾、洪水、饥饿,3.5万人的队伍,最终只有3000余人逃出,比战场上的伤亡还要重。在野人山中,穆旦的马死了,他和普通士兵一起逃亡,有一次断食七八日之久。多年后,查瑗才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讲述:在野人山战役的大撤退中,穆旦病倒了。杜聿明拿出一颗药,告诉他,我只有两颗药,给你一颗,可以治拉肚子,你要是命大,扛得过去,就活下来,要是活不了,我也尽力了。

穆旦活着到了印度,随后回国。这段往事,他只在刚回国时对关系甚为密切的外文系教授吴宓讲过,随后绝口不提,被朋友逼急了才会说两句,讲的也是对雨林和大地的恐惧。数年后,他写下了那首《森林之魅》,其中写道:

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整个40年代,穆旦的生活颠沛流离,从一介书生到战场上的幸存者,又当过职员、办过报纸,辗转于大江南北。生活不稳定,诗却未中断。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旗》,收入了32首诗作。此时,他已经是蜚声诗坛的先锋了。学者余世存在研究文章《穆旦现象的意义》中曾写道:“唐弢所回忆的一个事实,到抗战后,即40年代中后期,穆旦成为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个人生活方面,穆旦也进入新的阶段。他有了谈婚论嫁的对象,叫周与良,是老同学周珏良的妹妹,两人1946年在清华园认识。周家是名门望族,“我外祖父家对子女的教育是很开放的,能读到哪里,就供到哪里”,查瑗说。周与良赴美留学,穆旦于是“妇唱夫随”。1949年8月,两人在美团聚、结婚,然后一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周与良读化学,穆旦读英文。

穆旦与妻子

新中国成立,穆旦很兴奋,积极为回国做准备。他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比读英文还用功,在课堂上经常做示范阅读,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时的芝加哥大学里,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群贤云集,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穆旦和好友巫宁坤是坚定主张回国的一派。穆旦发言壮怀激烈,每每被怀疑是共产党。

当时,赫伯特·克里克莫尔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在纽约出版,里面收入了两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译作),一位是何其芳,一位就是穆旦。穆旦有两首诗入选。周与良曾回忆:“他的诗作在美国已小有名气……可他总说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不可能有成就的。”

美国政府不允许读理工科的博士回国,穆旦为了妻子能一起回去,专门找了律师,还请周与良的指导老师写证明信,证明所学与国防无关。1950年他们就开始办理手续,1952年,才被批准回香港。国内亲属已经帮他们办好入境手续,夫妻俩连香港都没进,直接到了深圳。回国后,两人都任教于南开大学。

 

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新中国的学生们,此刻并不知道这个叫查良铮的老师,就是40年代大名鼎鼎的穆旦。他把诗拿给学生看,学生们读不懂,不知所云。于是,穆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翻译上。南开大学外文系的王宏印教授统计,从1954年到1958年这5年间,穆旦共翻译了《青铜骑士》等17本译著。这些作品都署他的本名“查良铮”。周与良曾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

一开始是专业、兴趣,其后却是慰藉寂寞余生的事业。早在1955年,穆旦已被列为肃反对象。作为一个要被时代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穆旦矛盾、苦闷,正在适应。大量的翻译之余,他写过《葬歌》等少量诗篇,其中写道:“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我的葬歌只算长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上世纪50年代,他是被时代裹挟着走了,他没有办法,要埋葬自己。即便如此,对比同时期有的诗人的作品,你还是能发现穆旦的独立、清醒。”王家新教授说。

1958年12月,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三年管制,打扫厕所。熬完之后没几年,又是“文革”,批斗、抄家,关“牛棚”、下放农村,房子被人占去,一家6口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里……

“父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悲观、颓废的样子。我知道我们家有点什么事,但具体的大人们也不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天都在写着什么,不知是在翻译还是写诗,哥哥说他老看见父亲写好了就烧掉。父亲和我们在一起时很开心,吃饭的时间就是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他会讲《红与黑》之类的经典,地震住棚子时都在讲,小朋友们都来听。”

全家福

从查瑗有记忆开始,母亲就不让父亲写诗了,也不想让孩子接触这些,所以“我们兄妹四人对父亲的这些创作真是不太了解”。查瑗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上了大学,才从同学那里知道父亲原来是著名诗人。

穆旦晚年的翻译中,《唐璜》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一直伴随着他。1962年3年管制期满后,他就开始着手翻,稿子差不多了,还没送出去就碰上了抄家。有一次回来,发现手稿竟然还在。1972年,父亲鼓起勇气把稿子寄出,几年都没信。去世前,他把装手稿的箱子交给了我妹妹查平,说你最小,等你老了,说不定就能发表了。没想到很快平反,1980年,《唐璜》出来了。”

这些署名查良铮的翻译影响了数代读者。上世纪60年代,他在文学圈点燃了“普希金热”;上世纪80年代,则影响了那代人的思想解放。

在王家新和余世存等学者眼里,穆旦晚年的诗作也值得称道。王家新重读穆旦后认为,穆旦的“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他已不为‘现代派’或‘纯诗’所限”,在走向成熟,“就他那些质量上乘的晚期诗作来看,更为率性、质朴和悲怆,也更深切地触及一个受难的诗人对人生、岁月的体验。”德国汉学家顾彬在翻译《退稿信》时竟然哭了。余世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穆旦晚年读陶渊明的诗歌等,思考诗歌的现代与传统。他最喜欢穆旦写于1976年《冥想》里的一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1976年1月,穆旦骑自行车摔倒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区,股骨骨折。怕连累家人,延误了手术时机,腿伤越来越严重。7月底,唐山大地震,行动不便的穆旦挪至门洞,未得出门。原以为“这回大概完了”,幸而屋子没塌。当时都住在临时搭的小棚里,穆旦每天早晨起来,还是要回危房中,开始自己的翻译事业。12月,他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冬》: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只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

冬

次年2月,穆旦在做手术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在“文革”刚刚结束,他生命中的春天即将到来时,离开了人世。

1987年,《九叶集》出版,“穆旦”这个名字重新被诗坛忆起。30多年过去,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他的诗歌没有直抒胸臆的宣泄和口号,比同时代的诗人更普世”,余世存分析。王家新认为:“自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中国新诗渐渐确立了以现代性为追求的目标。穆旦身上,恰恰体现着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而且他是同时代诗人里,达到的成就最高、最充分的。这也是我认同穆旦的最根本的原因”。

百余年来,汉语诗歌的命运其实很悲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转型过程中,汉语最美好的一面与人们相隔越来越远,现代人的文字越来越粗鄙”,余世存感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怀念穆旦的原因。诗本来就是语言最精粹的表达,诗歌写好了,才能提升一个民族语言的表达空间”。

 

穆旦

(1918.4.5—1977.2.6)

 

本名查良铮,40年代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译作有普希金的《青铜骑士》、雪莱的《云雀》、拜伦的《唐璜》等。

责任编辑:张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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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1-14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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