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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为萧红“续命”

他是翻译中国文学最多的美国汉学家,完成了萧红的遗作《马伯乐》

 

本刊记者 毛予菲

 

葛浩文

葛浩文

葛浩文,1939年出生,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研究50多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也是目前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之一。近日,他续写的萧红遗作《马伯乐》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1942年1月18日,香港玛丽医院,因为被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的萧红躺在病床上,身体衰弱、精神恍惚。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1月22日,31岁的萧红结束了她短暂而凄苦的一生,端木蕻良和骆宾基遵照她“身后能看到大海”的遗愿,带着笔、墨和装有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香港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深葬骨灰后,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当萧红生前好友相继离世后,从未谋面却视其为知己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她实现了另一个心愿。有人推断,萧红的“《红楼》”,指的是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弥留之际,萧红在小说第二部的末尾,做下“第九章完,全文未完”的标记。76年后,葛浩文续写了《马伯乐》的结局。

2018年9月,《马伯乐》续篇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出版社为此举办了一场“跨世纪的书写——《马伯乐》完整版文学沙龙”,作家刘震云、雪漠,汉学家顾彬、安乐哲,文化学者陈晓明、黄乔生悉数到场。演讲台上,79岁的葛浩文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回忆起他和萧红,以及中国文学之间的“故事”与“情缘”。

 

“恋爱入骨髓的傻子”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版本开始解禁,从那时至今约40年,葛浩文一共翻译、研究了50多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手机》,王安忆的《富萍》《流逝》,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文坛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和作品。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曾评价葛浩文:“当代中国小说在美国之英译,几乎由一人打包天下,此人即葛浩文。”

对葛浩文而言,即使涉猎再庞杂,译作再丰富,却没有一刻离得开萧红。50多年前,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中文硕士时,无意中在学校图书馆翻到两本中文小说,一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另一本就是萧红的《呼兰河传》。葛浩文更喜欢《呼兰河传》,“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作品,文字简单朴素,但你闭着眼睛就能看到她笔下的风景。萧红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3年后葛浩文博士毕业,导师柳无忌让他报毕业论文的选题,他说要写萧红。1979年,葛浩文以这篇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了他的成名作《萧红传》。

在美国,葛浩文四处寻觅,几乎读遍了萧红的所有作品,《商市街》《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还有那本未完待续的《马伯乐》。在他看来,萧红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好友玉观泉曾为《葛浩文文集》作序,他写道,爱读萧红的葛浩文是个“恋爱入骨髓的傻子”“当他写到萧红躺在医院中无助到快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竟然扔下笔,匆匆跑出家门,在户外游荡,久久不敢回家——似乎不进门,不坐在桌前,不动笔,萧红就能活下去……”

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大陆,葛浩文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黑龙江呼兰县,他要去瞻仰萧红的故乡。后来葛浩文跟随萧红足迹,从哈尔滨一路南下到青岛、上海、武汉,还在香港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全聚德的一桌烤鸭宴上,葛浩文欣喜若狂地结识了许多萧红旧友,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冯牧……饭桌上的话题自然也离不开萧红。葛浩文很直率,他问萧红曾经的伴侣萧军,萧红眼角的淤青是不是他打的。萧军怒了,闭口不谈。还有一次,葛浩文和鲁迅之子周海婴聊天。萧红去上海周宅做客时周海婴还小,所以他说不出萧红的长处短处,只依稀记得她常到家中来,“我们都很喜欢萧红啊”。

漫长的“阅读萧红”之后,葛浩文开始着手翻译她的作品,将她的小说、散文一一介绍到外国文坛。随着《萧红传》中文版在中国香港、台湾的出版,讯息反馈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国人也重新认识了这位几乎快被遗忘的民国才女作家。可以说,正是葛浩文那些年的研究、翻译和推广,点燃了中国大陆后来的“萧红热”。

“葛浩文先生之于萧红,正如夏志清先生之于张爱玲,正是他们对中国文学孜孜以求的理解和阐释,使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也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文学更加丰富、更加深厚的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此评价。

萧红的原著,葛浩文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拿出来重新咀嚼一番。多番推敲之后,他在这些文字里读出了萧红的另一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可算萧红哀悼鲁迅的代表作,葛浩文几十年前在文中看到的是 “真挚的情感、女性特有的细腻刻画、对事物的揣摩观察、朴素的字句”。隔了几十年,再看她写许广平包好礼物,鲁迅一把抢过来重新包装这一细节,葛浩文认为,“萧红可能觉得鲁迅这样的做法有点霸道”,但“我觉得这样的萧红更真实”。

葛浩文很少去分析评价萧红的人生,尤其是她那几段缠绵悱恻、凄凉不幸的爱情。“因为《黄金时代》这部萧红传记电影的热映,一时间街头巷尾、大众舆论都将她的感情生活拿来当作消遣的话题。如今人们过于关注萧红的私生活,反而忽略了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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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葛老弟,你来吧!”

“跨世纪的书写——《马伯乐》完整版文学沙龙”上,葛浩文的夫人、同为汉学教授的林丽君说“葛浩文太疯狂”,“续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很容易惹来非议的事情,希望他已经做好被中国读者骂的心理准备了”。葛浩文摊着两手笑道:“我完成了萧红的传记,翻译了她的作品,现在我都快80岁了,还应该做点什么呢?有一天,我看到《马伯乐》小说末尾的‘第九章完,全文未完’,就想到可能是萧红留给我的暗示——‘葛老弟,你来吧!’”

《马伯乐》是萧红作品中最荒诞、最黑色幽默的一部小说。主角马伯乐出生于一个富裕却伪善信奉耶稣教的家庭,萧红将他的放荡自私、爱发牢骚、悲观懒惰刻画得入木三分。抗战爆发后,马伯乐从北方窜逃到上海,一路躲避灾难。萧红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葛浩文便顺着马伯乐逃难的路线,设置了逃亡的下一站重庆,以及终点站——被日本占领的香港。“重庆与香港也是萧红人生后半程的居住地。她常常写风景,我就摘选了她在重庆、香港书写的散文《长安寺》《滑杆》片段,融进续写里。”

为马伯乐安排结局,葛浩文揣测过萧红的原意。他续写的前半部分继承了萧红原作中荒诞的张力——马伯乐一家逃到重庆,逃难生活虽然艰难,但因有了太太的钱,即使作为亡国之民,也“逃得比较愉快”。

从第十一章开始,葛浩文笔下的马伯乐由一个反面小丑,转变成一个“像样子的人,爱国的人”。在日军的轰炸下,他竟逐渐有了一些“觉醒”:孤儿院的林小二遇难,他伤心不已;在得知父母的遭遇后,打算挑起家庭的重任;开始好好学习世界语,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故事的结尾,年轻时读过《阿Q正传》的马伯乐在香港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大会”,会上他看到了在重庆认识的“那位东北女作家(萧红)”,“女作家瘦多了,看起来十分虚弱,似乎病了”。在这里,马伯乐的故事与萧红的人生有了短暂的交集。在刘震云看来“这真是神来之笔”,“葛浩文在结尾处的最后一笔力透纸背,将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合拢在一起”。此后,萧红病逝,马伯乐被日本人带走。战乱流离中,小人物的命运终究没能逃脱于大时代的裹挟。

萧红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大会”,这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一件事。葛浩文见到过一张萧红站在此次大会演讲台上的照片,才有了这样的构思布局。葛浩文说:“逝去的萧红应该想不到,她会在续篇里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重逢。她会不会赞成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

 

帮中国文学叩开英语世界大门的美国人

续写完《马伯乐》,葛浩文再回头看时曾如此感慨:“对我来说,还是翻译最难。”“翻译在一个特定的文本框架里,底色加一点减一点,都可能歪曲作品的本意,但又不能完全没有个性。翻译真难,比评价别人的作品难,比写小说更难。” 但实际上,葛浩文的根早早就扎在了翻译的土地上。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美国南加州长滩一所不知名的公立学校念书。在一堂“亚洲历史”课上,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还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大学毕业后,22岁的葛浩文找不到事情做,只好进了一所海军学校,后来被派到中国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兵。葛浩文发现,什么都学不好的自己,唯独中文学得特别快、讲得特别溜。退伍后再回到美国,依然找不到工作的葛浩文遇到一位大学老师,老师问他:你会什么?葛浩文想了半天:会中文算不算?于是在这位老师的建议下,葛浩文申请了25所大学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只有旧金山州立大学给他寄了一张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的葛浩文不会想到,图书馆角落里的一本《呼兰河传》,将“勉勉强强才被中文专业录取”的自己,领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大门。

莫言有一部代表作《生死疲劳》。为了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疼。对于葛浩文来说也是如此。最后,葛浩文直接意译为“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和死使我筋疲力尽)”,但他自己并不满意,“失去了那句佛经短语的韵味: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结构、布局,这些要素都能在翻译时被处理得恰到好处,问题就在于语言的表达。汉语字词蕴含的意象太丰富了,英译的表达如果能够准确传递原著意境的50%,已经算不错了;40%也能过得去;80%那几乎不可能。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大的困难之一。”

葛浩文曾经尝试翻译《西游记》。他说自己没那么喜欢莺莺燕燕的《红楼梦》,却被这本“讲男人故事的探险小说”吸引。“实际上,无论《红楼梦》还是《西游记》,在西方的文学观念里都算不上一本好的novel(小说)。西方作家擅于探索、剖析人物内心,而中国作家更注重描述故事的情节发展,所以西方读者对中国小说的接受度不高。但西方东方没有孰好孰坏,只是传统口味的差异而已。”

跳出翻译家的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中国文坛,葛浩文更欣赏“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探古索今,对重新书写历史充满了使命感,几乎是在寻找民族的救赎”。同时,葛浩文也会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文坛的一些弊病痛处。在几年前的一场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他曾当着阎连科、王安忆和毕飞宇这些老友的面,批评中国作家写得太快,作品过于冗长,爱用成语,显得陈词滥调。

批评归批评,年近八旬的葛浩文依然满心欢喜地以“局内人”的姿态游走于中国文坛,沉浸在他的翻译世界里,“你知道鲨鱼要不停地游动,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停地翻,一旦没事干,没有货了,没有小说翻了,恐怕就要归西天了”。

责任编辑:丁一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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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23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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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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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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