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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明,4000次解锁命运的静音键

本刊记者 许陈静

罗国金

 

人物介绍:杨仕明,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聋病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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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古希腊便有了属于它的誓言,“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古代中国也有着对它的推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这是我国最年轻的节日,2018年8月19日第一个医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节日前夕做出重要指示,以16个字凝练了对这个职业的赞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对杨仕明来说,生命中的第一个医师节,和平日一样,是从“天使听见爱”的病房开始忙碌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这间特别的病房里,住着他救助的重度耳聋孩子们。当植入他们内耳的人工耳蜗开机测试、满世界的声音第一次涌向他们时,他们带着巨大的新奇,打量着眼前这个高高瘦瘦、一身白大褂的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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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治的那个孩子”

杨仕明记不清自己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了。“天使听见爱”的活动进行了将近10年,由他主刀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有好几百个,“他们的名字都取得不错,包含着父母美好的愿望,但他们来到我面前时,因为听不见,整个家庭的状况都谈不上美好。甚至相反,是贫困而愁苦的。”

所以他记忆中更深刻的,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家庭时看到的一切。“那是浙江余姚的一个孩子,三四岁大,我到他家里一看,不能说家徒四壁,但经济很拮据了。再看看孩子的病历、片子和听力检查资料,是重度耳聋里治疗难度较大的。而且他一年一年长大,已经错过了1到3岁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急需救助。”从孩子家里走出来时,杨仕明很受触动,第一个念头是,“我们社会确实需要更大的发展啊!”第二个念头是,“我这个医生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不仅仅是一台手术那么简单。一个人工耳蜗就得十几二十万元,还有往返北京的开销、康复的费用。杨仕明所做的,比一个医生的本职更多一点,他联系到了救助资金,又给这笔救助款找了可靠的管理方——宋庆龄基金会。这样,孩子得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所以事情就这么一个一个做起来。”转眼就快10年了,当年余姚那个孩子,已经考上了中学,成绩不错,话也说得不错,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归于正常,压在家庭上的那块巨石被挪开了。

杨仕明主刀救助了几百个孩子,没有一例失败的。这些孩子常常给他写信,在信里画上花儿草儿,或是自己喜欢的其他东西。每次拆开信,杨仕明都觉得很暖,“看到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阳光”。

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记这几百个孩子的名字。他的出诊、教学、科研任务很多,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只要这些名字再次出现,他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前几年,他出门诊,听到助手叫号,“傅心慧(音)!”他脑子里立刻弹出一个画面——1997年国内刚开始做人工耳蜗移植,最早一批接受手术的孩子里就有个傅心慧,一岁三个月,做完手术,全麻还没醒透呢,就光着屁股、夹着尿管,在病床上爬来爬去,淘气又可爱。他脱口而出:“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治的那个孩子!”话音刚落,诊室的门推开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走进来,坐下,扎起头发,露出了佩戴的人工耳蜗。杨仕明心里感慨:“都长成大姑娘了啊!要不是拨开头发,谁会发现她和其他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医学的进步真好啊!可以让他们和正常人一样追求幸福的生活。”

在杨仕明的电脑里,还并排存着两张三姐妹的照片:左边是她们小时候因耳聋来求诊时的模样,穿着红衣裳,扎着小辫,杨仕明给她们做了听觉植入,照片上的她们天真无邪地笑着;右边是2014年,长大后的三姐妹来复诊的模样,剪了短发,亭亭玉立,跟杨仕明合影时快乐地笑着。

隔着十几年的时光,那些被改变命运的人鲜活地出现了。在当时,手术台上的杨仕明和同伴们或许不会想到,行医即是扶贫;而今天,“天使听见爱”已经在自觉践行精准扶贫的理念——改变个体命运,进而改变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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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杨教授,也是猪教授”

每年,杨仕明和他的同事们要做500多台人工耳蜗移植手术,总共已完成4000多例,这个数量在国际上是惊人的。中国是人口大国,自然也就是耳聋病人的大国,约有3000万人。其中重度耳聋、需要植入人工耳蜗的也就多了。

面对蜂拥而来、苦苦等待的病人,杨仕明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去探索创新技术。“耳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性耳聋,父母耳聋,生下来的孩子也耳聋,或者父母携带基因突变,孩子也耳聋,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遗传的基因在哪里?怎么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钻到孩子的耳朵里面去研究,只能找动物来做模型。”

和许多学科一样,世界各国听觉研究科学家的传统模型是在大鼠、小鼠、豚鼠这些小动物身上做试验。直到有一年,杨仕明跟着一支医疗队下基层,到了四川荣昌,当地有一家中科院下辖的研究机构,里边有个养猪场,养猪场的负责人跟杨仕明说:“杨教授,您把我们这儿作为一个动物基地,研究研究可好啊?您看我们那几头猪,走路晃晃悠悠的,反应也很迟钝,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杨仕明一听:“哎呀,这猪怕不是耳聋吧?”他马上带着机器、带着课题组跑去给猪检测听力,果然,完全是聋的。再扩大检测范围,不得了,这一窝猪生下来的猪仔全是聋的,猪仔长大了生出的下一代还是聋的,“它跟人一样,是遗传性耳聋啊!”再进一步检测,好家伙,导致这一窝猪耳聋的基因,跟人的基因也是一样的!

当地的听觉研究条件十分有限,杨仕明当即决定,把这些耳聋猪带回北京的研究所里。整个课题组赶紧打听怎么给猪买车票、买机票,最后风尘仆仆总算带回来了。杨仕明干脆给课题组的微信群取了个名字:拖猪队。

“拖猪队”在医院里名声大噪。但杨仕明发现,这些耳聋猪一路颠簸,到了北京之后,状态并不好,一只只蔫蔫的,不利于医学观察。从长远计,只能换个办法,“猪不动,人动,我们去养猪场建专业的测听室和手术室,把设备仪器搬过去,在养猪场里给猪打全麻、做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建好之后,我们去一次能做5头、10头,甚至20头猪的手术,也能节省不少经费。”

5年的时间里,杨仕明和他的团队给将近1000头猪做了手术并建立了猪听器的数据库,打破了原先用小动物做模型的桎梏,在跟人体耳朵结构近似的大动物身上建立了耳聋致病模型。后来,杨仕明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医院的学术演讲,讲的就是这一研究成果。整个会场都轰动了,原定1小时的演讲延长为3小时,美国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建议美国药监局把耳聋猪作为临床之前的一个大动物实验环节。

从那以后,国际耳聋学界开始叫杨仕明“猪教授”。杨仕明解释:“不不不,我姓杨,在中文里跟羊一个读音,我是杨教授。”外国同行认真而钦佩地说:“知道知道,你是杨教授,但你也是猪教授,太了不起了!”杨仕明一笑,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呼,“因为我知道,一个医生要变成医学家,才能深入地为人类做贡献。我的右手在做手术,左手在做研究,这一点始终不会变。”

 

“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在杨仕明的心里,行医有三重境界:从医生到医学家,再到医学科学家和医学大家。他的从医路上,遇到过两位公认的医学大家,一位是姜泗长,一位是杨伟炎。

杨仕明的桌上有一本《师道》,就是科室为纪念第一任主任姜泗长而写的。“他年轻时参加过爱国救亡的‘一二·九运动’。1947年,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解放前夕,别人想方设法要去美国,他却在1948年回到了南京中央医院。人家高兴坏了:‘姜泗长,你回来了?那你来当这个院长吧!’院长的帽子一甩给他,人家就跑了,他则在战火中坚守医院。解放后,1959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建立起我们这个耳鼻喉科。他成了我们医院的第一位院士,也是中国耳鼻喉科学界的第一位院士。在他生前,法国一位著名的耳鼻喉科教授一连用了三个称呼,对他说:‘姜泗长,姜先生,姜医生,你是12亿中国人的耳鼻喉科领袖。’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他真正称得上一代宗师,一生甘为人梯,救人无数,也育人无数。”

1993年,杨仕明考入姜泗长门下,攻读硕博。跟着这样一位医学大家,好几年杨仕明见到老师都说不出话来。在送这个小弟子去日本留学前,姜泗长去实验室里看他。当时杨仕明正在做分离毛细胞的实验。人体就是通过内耳上的细胞绒毛振动感知到声音的,这个毛细胞的长度只有10到15微米,想分离出来难度非常大,医学界没多少人能做到,但杨仕明能,“我可能就是和毛细胞有缘”。他从细胞培养皿里取出笔尖大小的一个绒毛,就能分离出几十个、几百个毛细胞。姜泗长看完了,嘱咐了他一句话:“你到了日本,是跟人家学习的,你会的,就说会;不会的,就说不会。”

到了日本的实验室,教授果然问他:“你会些什么?”杨仕明如实回答:“我是名年轻的医生,看病经验浅,研究也做得粗浅,只学了分离毛细胞。”日本教授看似一脸平静:“那好,你分一个看看。”杨仕明便当场从小鼠的耳朵里取出绒毛,放入培养皿中,分离完毕,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哗,就像满天星一样,很多很多。日本教授只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异常严肃,把整个实验室的人全部叫来观看。现场一片惊叹。日本教授对他们说:“从今天起,杨博士需要什么,你们就提供什么,你们要全力保障他的研究。”

从日本回国后,杨仕明又得到了第二任科主任杨伟炎的悉心栽培,在他35岁那年,就放手让他执笔编写《中国突发性耳聋指南》——一个疾病,如果有了全国性的治疗指南,诊治工作会变得更加方便、有效。到了2015年,杨仕明根据新的研究,执笔《中国突发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这个新指南的治疗效果已经优于国外的指南。新指南问世一年后,杨伟炎就去世了。杨仕明痛悼恩师,情真意切。师生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学界不少人以为“杨伟炎就是杨仕明的父亲”。每次,杨仕明都肃然答道:“我与杨老师,是师生关系,但情同父子。”

最初接触杨仕明时,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冷静与理性。但在他忆及两位已故的恩师时,那些潜藏的大喜大悲、有情有义就涌上来了。“很多地方都只有五官科,是姜老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科。到了杨老师那一代,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要把它变成耳鼻咽喉头颈颅底外科——颅底是一个禁区,就像楼上楼下交界的地方,谁也不敢轻易去碰,里面布满了致命的电线水管。我们总要去攻克那些看起来难以战胜的疾病,这就是医者的初心。”

责任编辑:丁一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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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17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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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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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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