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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改造农村的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说自己一生不断追求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他是梁漱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

今天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

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文| 群学君

01

1988年春末夏初,梁漱溟先生的生命渐渐走向终点。

5月份,他对来访的台湾《远见》杂志记者尹萍说,我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这句话,约略可以视作他的文化遗言。

6月23日上午,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继而心率骤快。医生在病榻边询问,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很累,我要休息。言罢瞑目,溘然长逝。

这一年,梁漱溟95岁。哲学家张岱年说,梁先生的死,让我想到了两句话: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

半个月以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两侧,悬挂的是孙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横批是:中国脊梁

工作人员上前阻止,被和祖父一样固执的钦宁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刊发了消息,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

大约半年多以前,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多数致辞嘉宾都坐着发言,唯有年纪最大的梁漱溟,坚持全程拄杖站立,主持人三次请他就坐,被老头坚决拒绝。

会议上,有晚辈问起他对近几十年里所受苦难的感想,梁漱溟说了八个字: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停了停,他补充道:文化大革命里,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02

整整七十年前,25岁的梁漱溟,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变故:父亲梁济去世。

那是1918年11月7日,年过花甲的前清小吏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去亲家彭仲翼家小住,临行前,他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

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的清晨,残风晓月,凄清宁静,梁济穿戴整齐在积水潭投湖自尽。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他在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篇文字《敬告世人书》中说:

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这位真正的儒者,所求的不仅仅的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以一己之性命,拼死保全风云乱世的一缕世道人心。

父亲的死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当时,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他开始从求佛避世的心态中跳脱出来,决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多年以后,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

梁漱溟自己说: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03

民国初年,梁漱溟好几次报考北大,却始终名落孙山,他一生的最高学历,就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以后,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东方杂志》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

没想到,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

我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儒、释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请问蔡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正色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来北大,唯一的意志和愿望,就是为孔子和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年轻的梁漱溟与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朝夕相处,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却从不肯盲从所谓“时代潮流”,他说:

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则得,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秋天,梁漱溟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人类文明三种文化类型: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洋文化。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然而一旦时移世易,人类必将有西洋态度转变为中国态度,“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尽管还不到30岁,梁漱溟就开始以天下为己任,他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有一次,他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翁,脚步蹒跚,而坐车的男子却拼命催促,老人脚下打滑摔倒,鲜血满襟,梁漱溟当街便流出泪来,从此终身不再坐人力车。

几年以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梁漱溟给他们取名“培宽”“培恕”,宽恕之道,正是儒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04

在北大待了七年后,梁漱溟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一个新方向。

那几年,他长期在山东邹平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他说自己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看一场戏就要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

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来是留美的,中国从前的都叫做留洋学生,都是穿西装,穿革履。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都脱了,穿中国农民的衣裳,穿草鞋,创办晓庄师范。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领着一班学生,自己盖房子,了不起,那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

在山东乡下,他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梁漱溟总对学生们说:

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抗战爆发,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弃乡村建设事业,前往后方。在桂林七星岩,学者袁鸿寿请他吃素席,日寇的飞机突然盘旋而至,袁鸿寿大惊失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

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后来,他给儿子写信说道: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直到晚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对于生死,梁漱溟一向稳若泰山,任其自然。乐知天命,仁者不忧,这是恂恂儒者的精神本色。

05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学者”,在他心目中“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说:

我的生活,固然做过记者了,教过书了,做过教员了,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参与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蒋介石两大党我都有关系吗?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极力想给两党找出一个妥协和平来。我也是搞这个东西,所以我实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06

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很深的来往。1918 年,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中,两位同龄人就已相识。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晚餐,还专门嘱咐厨师:“梁漱溟先生在,我们今天统统吃素。”

在梁漱溟心中,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他说: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会议上,梁漱溟还是为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当面顶撞的毛泽东,进而引起巨大风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在会上将梁漱溟臭骂一通,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不服气,登台发言,多次争辩,在巨大的压力下,却依旧“态度安定从容”。

直到晚年,在亲友的劝说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问下,他对当年自己的“气盛”做了检讨,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1986年,毛泽东去世十周年,有人问梁漱溟感想,他说: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07

十年浩劫,国家板荡,文化之劫,百倍秦火。

梁漱溟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也被抄没——这本书被梁漱溟视为人生最后的至宝,1955年初夏,他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手写的这部书稿,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的写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72年底,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小组学习,他发言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因为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

后来,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梁漱溟曾经谈及此事,他说:

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半年小组批判,两个月大会批判。他每会必到,泰然处之。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他不理解趋时媚上的郭沫若,作诗讽刺说: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1985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家宴,邀请老学长梁漱溟参加,梁漱溟推说天冷而拒绝。几天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不顾年高体衰,亲自撰写文章悼念:《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艾恺说: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而梁漱溟生平所见最后一位客人,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

梁漱溟的逝世,成为充满“忧患意识”的儒者在历史上的休止符,向他那样能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做见证的人物,今后可能很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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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25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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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
  • 作者:群学书院
  •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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