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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非典型”书生

本刊记者  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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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跨界媒体人、学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见字如面》《圆桌派》《锵锵三人行》等文化节目嘉宾,在喜马拉雅FM开设专栏节目“许子东细读张爱玲”。著有《郁达夫新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文稿》(共三卷)等。

 

拍照时,许子东显得有点不自在,尽管他已经录了17年的电视节目,面对镜头,还是凹不出造型。就像他的老朋友窦文涛,叱咤主持界30年,录一个宣传片,还是痛苦得不行。

他来北大开会,刚刚到宾馆,被《环球人物》记者截住采访,风尘仆仆。他找了一把椅子,斜侧着身子,看着窗外浓黑的夜色。在他讲话的几秒钟里,感觉一下就来了。这种感觉,可能是一种“范儿”,一种他在电视中呈现出的形象和姿态。

去年3月末,在做张国荣的纪念专题时,《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许子东。他和张国荣见过几面,印象中的“哥哥”“戴着黑框眼镜,很帅,虽然‘眉目如画’,却不是小白脸的类型。”他至今仍记得,张国荣自杀那天被临时叫去录节目,结束后去了尖沙咀的酒吧,里面空无一人,整个香港仿若死城。

张国荣有首歌,叫《侧面》,发行于1989年。彼时的许子东,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不会想到,以后会在电视上讨论张国荣的死讯,做起跨界的媒体人。但正如歌词所写,“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那张荧屏上谈笑风生的侧面,远不能勾勒许子东的全部轮廓。


书生之见
几天前,许子东转发了一个网友的微博,说是“应出版社要求王婆卖瓜”。网友讲了一个故事:她和男朋友闹矛盾,一气之下跑到书店,无意间翻开一本书,看到一段话,突然就消了气,“不是原谅谁了,是突然觉得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段话出自许子东的新书《书生之见:子东时间》:“人生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到墓地看看就想通了。我去给父母亲扫墓,他们在苏州的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夫妻的名字,有的放着照片,有的虚位以待。我顿时感到夫妻缘分不止几十年,活在一起几十年,之后在那里不知道要待多久。墓地,就是人生的缩影。”
发完这通人生感慨后,许子东谈起了墓穴“到期潮”的问题。1992年出台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以20年为一个周期。现在20年到了,许多墓穴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难题。于是,奇招频出:有的上海人到崇明岛买一套房,不住人,专门用来放骨灰;有的香港人提议把骨灰制成一个晶石,如果愿意,还可以挂在项链上,与祖先日日相伴……
2015年夏天,许子东在搜狐文化栏目开了一个专栏,每期以音频的形式,用十几分钟谈论一个话题。后来,北京华文时代书局将文字稿选择整理,出版成书,名字就叫《书生之见:子东时间》。
每期的录音就在他家里进行,“列几套提纲,然后对着手机讲,讲够十几分钟就结束”。许子东说,“这是我接过的最轻松的活儿了。写一篇文章,得到的最高许诺是千字千元,哪怕只有1000字,也得花上一两个小时;现在说上10分钟,就有1000元,比写稿划算。从经济的角度,就被说服了。”
《子东时间》里的许子东,以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墓地何处有,付钱续约祖先坟”的打油诗,将各种社会热点和文化现象一一道来。他谈人生——“天生我儿必有用,何必要买天价房”“在中国人看来,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讲文学——“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莫言之后,还有谁能获诺贝尔奖”。论世间——“我们喜欢看国足的人更多的并不是欣赏美感,也不是欣赏快感,而是一种屈辱感。”在许子东看来,这些只是书生之见,讲的也都是常识,“只不过我们正面对一个常识也会被人忘却、被人挑战的‘小时代’”。
录到2016年的秋天,许子东任教的岭南大学有个别人反对,“说我作为系主任,要专注学术论文,少做外面的文化批评” ,栏目就停了下来。实际上,从他上电视“露脸”的第一天起,类似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学界或者有同行会觉得我有些‘玩物丧志’‘不务正业’,至少是损失了研究的时间”。
许子东自己也有些无奈:“今天在网上输入许子东3个字,几十年教书生涯没什么痕迹,学术研究成果也少人关注,能查到的音频、视频和文章,大量都和我跨界玩票的电视言论有关。”
这个情况,完全在许子东的人生计划之外。


废“铁”从文
实际上,对于下过乡、插过秧、轧过钢、留过洋的许子东来说,他的根早早就扎在文学这块土地上。
许子东是“69届”初中生,毕业后离城下乡,到江西广昌插队落户。那一年,他16岁,电线杆身材,不会犁田、耙田,但插秧不错,算不上高手,也能挤进“第二梯队”。插秧需要往后蹲,很伤腰,一不留神就是满腿的蚂蟥,许子东数过,最多一次有28只。
“广昌六年,是刻骨铭心的‘再教育’。”许子东说,“我后来所遇到的事情,学到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亲情、革命、底层、历史、劳动等,在1976年4月5日我离开广昌时大致都想过了。现在已经参与数千集电视节目的我,其实和那个22岁小学程度的回城知青,差别不大。”
回城后,许子东被分配到上钢八厂,劳动强度比江西农村还厉害,不管天热天冷,只能光膀子穿一件劳动布工作服。务农插秧伤了腰,天天夹在钢条和鼓风机之间的许子东,不久又伤了肺,整天发气喘,晚上睡觉都咳嗽。
恢复高考后,许子东决定废“铁”从文。当时他在冶金专科学校,一边学电气自动化,一边写短篇小说,关于知青高考,关于乡村初恋,频频投稿,屡屡被退。作家梦无望,做学问也行。1977年,他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
1984年,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出版,作为“新人文论”丛书的第一本,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新人文论”丛书是“80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次集体亮相,作者有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等,后来都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同年,许子东参加了一次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会议,史称“杭州会议”,直接影响了后来“寻根文学”的发生。许子东也有幸“名留史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登了一张“杭州会议”与会者的黑白照片,阿城、韩少功等如今公认的文学大家,都在其中,许子东凭身高优势,尤其显眼。岭南大学有次把此书作为教材,学生们惊讶地发现,许老师竟然这么早就挤在“文学史”里。
上世纪80年代的学人,大多选择一位作家入手。对他们而言,这个人物既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心中的人格表征。钱理群之于鲁迅,陈平原之于林语堂,陈思和之于巴金,王晓明之于沙汀、艾芜,都是如此,许子东也不例外,“我的前半生,大都是郁闷、无奈和失败。”他说,“选择郁达夫作为研究对象,实际是借题发挥。”


站在文字背后读张爱玲
如果说许子东的郁达夫研究,有借题发挥宣泄人生苦闷之嫌疑,那后来细读张爱玲,往小里说,是他对人生的一番细细咀嚼;往大里说,则更多是出自文学史的考量。
许子东与张爱玲的缘分,开始于1985年,那时他刚结婚,住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重华新村是上海大亨虞洽卿在上世纪30年代修造的新式里弄,弄堂口的梅陇镇酒家,曾是左翼文人的聚会场所,周扬、夏衍、田汉等常在此商谈革命工作。而弄堂里另一位重要的住户就是张爱玲。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张爱玲就在重华新村沿街公寓的窗口,见证了上海翻开历史新一页。“原来我的‘张缘’,始于新婚之时,不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许子东说。
1990年,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有一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一半时间都在讨论张爱玲。令许子东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在构思论文,暗暗地和范柳原、七巧、葛薇龙对话时,张爱玲就住在他日日盘桓的停车场附近。“后来,负责料理她后事的南加大教授张错告诉我,你很可能已经在街上或超市见过她,但擦肩而过,你也不会认识她。因为在人生最后几年,张走在外边,只是一个bag lady(流浪婆),永远穿2.99美元的中国产塑料拖鞋,衰老到毫不起眼的样子。”
从那时起,许子东开始了漫长的“读张”生涯。“当你进入她的角色,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变态’的女人,精神上会很不舒服。张爱玲绝不只是‘消费文学’‘小资符号’,她对世道、人心、俗情的刻骨描写,会让你产生一种焦虑,一种困惑,一种矛盾,一种危机感。”许子东说。
今年6月,他尝试着在喜马拉雅FM开设专栏节目,重新细读张爱玲。节目开头,许子东就讲:研究张爱玲是重写文学史的突破口,或者说张爱玲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难安放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排好队了,突然挤进一个张爱玲,现代文学史的次序跟价值观怎么办?张爱玲既是严肃文学,又是流行文学,她有意无意地跨越又调和了雅俗的界限。“张爱玲”在大学里成为仅次于鲁迅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题目,同时她又是一个街头巷尾、花边新闻、大众舆论、时尚杂志都可以拿来消费的文化符号。
他分析张爱玲的人生与小说,鞭辟入里,“一个23岁的女子,什么经历都没有,怎么就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为什么她能写这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爱情故事,自己谈恋爱,却一意孤行,飞蛾扑火,输得这么惨?”
许子东读张爱玲,读出来另一番味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字背后种种,要用人生漫长的阅历,才能稍稍读懂。”


“假如你觉得自己舒适,你就完蛋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严肃深沉的许子东,并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在电视上妙语连珠的许老师。这也难怪,以谈话见长的《锵锵三人行》是人们认识许子东的起点。
节目筹备之初,曹景行就力邀许子东做嘉宾。一听说“每天录影”,许子东马上就说不行,“我是教书的,每周三天上课,怎么可能天天录影?”到了2000年底,梁文道给许子东打电话,说《锵锵三人行》想访问他,谈一些专业话题。他没多想就答应了,人到了才知道被“诓”了,就瞎聊了一通,从此成了嘉宾里的“钉子户”。
许子东没来之前,锵锵的黄金搭档是窦文涛、张坚庭(香港本土导演)和李纯恩(上海人,移居香港,美食专栏作家),三人都有点“不正经”,也不端着。后来,嘉宾中比较有文人气的马家辉,带来了长相清奇、满腹诗书的香港青年作家梁文道,梁文道又拉来了岭南大学研究郁达夫、张爱玲的上海男人许子东,再加上“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小主播”窦文涛,至此,为人熟知的“铁三角”组合集结完毕。这个组合,现在延续到了网络节目《圆桌派》,每周两期,加上形形色色的嘉宾,继续在一派自由愉快的氛围中谈天说地。
窦文涛戏言,初来乍到的许子东看着像奸臣,梁文道像日本漫画里的和尚,两个人极大地冲击了他的审美体系,但是却让一档谈话节目一下子有了“高大上”的文化感。但许子东说,他刚开始上电视,一点也不享受,“每次做完节目,我跑去看凤凰卫视BBS,总会听到有人赞赏,也有小部分人用侮辱性的话攻击,看起来觉得憋屈”。以至于后来打了退堂鼓,和节目组说自己形象不好,不适合继续做,“窦文涛就鼓励我说,你想想梁文道……”
窦、梁、许,三副眼镜在圆桌前一坐,聊“9·11”、芙蓉姐姐、广场舞、大阅兵,聊剩女、房奴、直男癌、保温杯,聊《北平无战事》《人民的名义》《战狼》《敦刻尔克》……像拉家常一样,聊国家大事、文学艺术、流言八卦、家长里短。
有网友总结他们三人的属性:“文涛轻薄,文道渊博,许老师刻薄。”“刻薄”的许子东,说话直白,不拐弯,不饶人。但大部分时间,许子东是平静的、善于倾听的,尤其是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圆桌派》第二季请来了演员何冰,本来不打算来的许子东,一下就被“引诱”来了。“今年花了很多时间看电视剧《白鹿原》,每天半夜更新两集,我就准时守着。”许子东说,“我见‘子霖达’比见家人都多,就像住在白鹿原上。”
节目录制时,许子东说得不多,大多在虚心请教,听何冰讲演戏的种种方法。窦文涛调侃他,说他“小眼眯缝着,一直在意淫鹿子霖”。他也不否认,“我特别喜欢何冰,他的鹿子霖演神了,写百年历史,《白鹿原》是屈指可数的好戏。”
许子东对电视剧的确爱得深沉。他追《权力的游戏》,去克罗地亚旅游一趟,还专门跑去《权力的游戏》取景地杜布罗夫尼克,买了一件纪念T恤,上节目时套在西装里面,不经意地“显摆”;《人民的名义》也一集不落地看了,偶尔还在微博里发发感慨:“马克龙小他太太24岁,祁同伟抱怨什么呀?”
如果说从教书匠到媒体人,是一重跨界。那么从社会问题到娱乐八卦,从阳春白雪的严肃文学到下里巴人的电视剧,许子东在这些话题间穿梭跳跃,无拘无束,是另一重更重要的跨越。这也使他在一众学者书生之间,显得与众不同。
但如今的许子东,相对于介入传媒,跨界发言,更看重耕耘“自己的园地”。“上电视看着最轻松,其实最不自由、最难表达。”许子东说,“节目是以大众趣味为主导的,多的是风花雪月,表达的余地、谈论的深度十分有限。”他告诉记者,已经开始继续上世纪90年代就在着手的“文革”小说研究,讨论近20年来从王小波到贾平凹等较新的“文革”叙述。
许子东说:“读书人的工作永远没有一个舒适区,如果你觉得自己舒适,没有困惑和郁闷,那你就完蛋了。”
从内心来讲,许子东是乐观的,理想化的。有一次,在讲到《悲惨世界》时,他谈起了雨果对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最后,他说:“虽然我活过这么多年,这个世道告诉我雨果相信的东西可能并不存在,可是我仍然愿意追随雨果的信念。”
就在音频节目《许子东细读张爱玲》中,许子东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阿城去拜访北岛。北岛问:你们都那么喜欢张爱玲,她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思?阿城回答说:写尽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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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1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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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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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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