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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的面子》导演:戏剧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

本刊记者  毛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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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公演前的最后一次排练让吕效平很满意

吕效平

1955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2012年,他导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一炮打响,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高校话剧。截至今年10月,《蒋公的面子》票房已超过2000万元,巡演292场。

 

南京秦淮河边的江南剧院有些简陋,舞台不大,座椅老旧,话剧《蒋公的面子》在这里驻场。10月21日,第292场演出,木制大门前又排起长队,狭窄的过道里照常摆开一列简易的加座——5年来,这出话剧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主创团队并不起眼。5年前,正在南京大学读大三的温方伊,接到了导师吕效平布置的话剧题目。她写了第一稿后,吕效平指导修改了几个版本,又找来几个南大的毕业生排练。过了15天,南大建校110周年,《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校园里的练习之作,成了一部印着知识分子时代标签的话剧,走出校园、走向公众。

公演第五年,《蒋公的面子》漂洋过海巡演已近300场,票房超过2000万元,依然话题不断。今年10月,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吕效平和《环球人物》记者又聊起了这部话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蒋公的面子》能一直热度不减?我觉得,其中的故事映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起码到现在,这个话题,还没有过时。”


每个角色都有荒谬之处
《蒋公的面子》来自南京大学的一则传说:1943年初,抗战还在紧要关头,蒋介石出任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1937年迁至重庆)校长。一个在任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现代历史上只有他一人,所以此事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蒋介石上任后,为拉拢知识分子,请南大中文系的几位教授吃饭。这顿饭,吃还是不吃?几个人犹豫不决。
这个故事,吕效平是从他的老师、南大前文学院院长董健那里听到的。他一直想把南大人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就布置给了学生温方伊,要求做成一出喜剧。温方伊拿到题目,去找董健讨要传说的结局,才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根本没发生,只是个传说。吕效平却觉得,“虚构正是戏剧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他和温方伊给故事添了一些文学色彩。3位教授个性鲜明,政治立场迥异:卞从周支持蒋当校长,提议赴约;夏小山不喜欢蒋当校长,但觉得当就当了,不因此愤怒;时任道反蒋最彻底,誓死不低头。他们凑了一桌麻将,一边等第四个人到场,一边争论,到底要不要出席蒋公的饭局。
剧本刚写完,吕效平觉得,最得人心的,应该是坚定反蒋的时任道。他有文人的风骨。排练时,吕效平又发现,亲蒋的卞从周,一边给《中央日报》供稿,做蒋政府的“御用文人”,一边利用资源,为学生谋福利,性格中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
到了公演,观众的反应彻底颠覆:不喜欢看似刚正不阿的时任道——为了几箱古籍,让别人替他赴约求情,“伪善”;卞从周被越来越多人理解,但他仍然不讨喜,世故功利,太懂得自保——就是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缩影;最受欢迎的,是“打酱油”的夏小山,在他看来,反蒋不是问题,古籍不是问题,面子也不是问题,他对宴请不感兴趣,却对宴席上的一道火腿豆腐,兴致十足。
吕效平有句名言:“戏剧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对这3个角色,他有过一番评论:“卞从周很矛盾,身陷现实的泥潭,又渴望被理想主义的光辉照亮;时任道一边守着知识分子的名节,一边渴望着摆脱现实困境;夏小山看似获得了精神自由,却为一道好菜而焦虑。舞台上,拥蒋的、反蒋的、中立的,各有各的喜感,就好比在两堆不同口味的草料间徘徊,很滑稽,又让人觉得荒谬。”
最后一幕,场景转换到30年后的“文革”,3个人老了,头发花白,佝偻着背,仍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出席饭局。结局模糊,吕效平却很满意,“浙江有个老戏剧艺术家,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戏剧。他看了,跟我讲:你的大幕落不下来了,也别让它再落下来了。我想了想,什么叫大幕落不下来?如果这3个人最后去赴约了,戏还有什么看头?如果3个人都不去,戏也没有什么看头。坚持理想,还是向现实妥协?与其把严肃的道德结论塞给观众,不如让他们自己玩味思考。而‘延伸’到文革,更有启发意义。”
话剧巡演至今,吕效平还发现,观众的关注点也在变化。“剧里有句台词:‘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以为只要说几句腐败,就是个进步人士。’2012年公演,下面哗哗的掌声。而现在,这几句话,不再有这么大反响。很显然,现实生活中反腐的力度,比我们在剧中的空谈猛烈得多。”
但最根本的东西没变。这部戏最打动观众的,是弥漫在舞台、附着于人物、挥之不去的尴尬状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看完,立马发了一则微博,“好多年没看到如此精湛的原创本子,骨气与私欲,面子与实利之间的尴尬,刻画得淋漓尽致”。

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于吕效平来说,《蒋公的面子》是写给自己的。“南大的老师、同事反反复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1982年,吕效平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给老党委书记做秘书,后来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他不喜欢做行政,“琐碎的事情太多,找不到什么价值”。
南大中文系一直有排戏的传统。有一次排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男主角经常迟到。导演是个严苛的老太太,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勃然大怒。她一眼看到坐在台下的吕效平,说:“不等他了,你上。”于是在1986年,吕效平出演了他的第一部戏,自此喜欢上了这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吕效平开始写剧本,沉迷在戏剧世界里,就更不愿意处理那些杂事了。1999年,借出国学习的机会,他终于辞掉了行政职位,长长出了口气,“特别高兴,再也不必应付琐碎无聊的事情”。
但真正摆脱束缚,一心扑到话剧里,他才发现,“太理想主义了”。“我慢慢明白,要做好戏,资金、场地、演员,每一项都少不了人脉和资源的积累。”
2006年,吕效平“第二次下水”,出任系主任,教学与创作之外,又开始有大量的杂务,忙个不停。“是维持纯洁的道德形象,做个清高的人?还是庸俗务实点?我选择了后者。这样看,我有点像卞从周。后来改《蒋公的面子》本子,我还特意给他加了台词,‘面子是虚的,事情是实的,你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这3个角色,同样身处大学校园的吕效平,理解他们的纠结、不甘,更看得清他们的局限。“《蒋公的面子》票房超过2000万元,时先生做不到这样的影响,他不操心实务;而卞先生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戏,满身油腻的人,哪里有诗意?”
曾经有人讽刺吕效平“人格分裂”。因为他规定,所有人必须买票看剧,《蒋公的面子》绝不设赠票。话剧刚走红的时候,南大党委副书记去买票,被告知卖完了,第二天再去排队,还是没买到。副书记找到他,他笑着说:“你应该四处宣扬这事,这是你的光荣。”
只有客人来的时候,吕效平才会大方起来,“那是待客之礼”。有一次,南大党委书记带着日本来的客人上了台,他在台上引路。当时就有学生批评,说吕老师戏讲得倒是不错,但迎接书记的样子,太逢迎巴结。吕效平接受批评,“这人太懂我了。一个星期7天,有些人7天都不逢迎,有些人7天都在周旋,而我周旋5天,留两天做梦。在现实中,我是个俗人,在梦里,做回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样可不可以?”
真正熟悉吕效平的人,则评价他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南大中文系有位老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吕效平做事,一旦沾手,就要死磕到底。”当年《蒋公的面子》报名参加“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没能获得参赛资格。吕效平不服气,把《蒋公的面子》投到市场,他成功了。
听到这个评价,吕效平笑了:“即使我是卞从周,我也是诗意的。”


“希望观众能忘了《蒋公的面子》”
吕效平今年61岁,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却更忙了。大量的演出、创作、研究、教学,让他有些“不堪重负”。但回顾这些年的成绩,他欣慰,甚至有点小小的得意。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今天的观众从《蒋公的面子》中看到了什么?
吕效平:从小的角度讲,它写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空间的焦虑。从更大的角度讲,就是整个国民对生存空间的焦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不满。这种焦虑与不满,今天的观众仍能触摸到。
更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于《蒋公的面子》的喜剧性。它不试图写出道德榜样,或者作出道德批判,而是超越道德,把人生的困境与悲剧,做成令人捧腹的喜剧,引人深思。

《环球人物》:在这之前,您已经写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吕效平:我31岁开始写剧本,迄今30年,一共制作了近30部话剧。除了《蒋公的面子》,被圈里人熟知的,还有一部《〈人民公敌〉事件》。
那是2005年的一天,我正午睡,接到外语学院何成洲老师的电话。他是做易卜生的专家,易卜生诞辰150周年,他们希望作部新剧,以此纪念。撂下电话,我继续睡。可能还想着易卜生,我梦见一群大学生,出演他的名作《人民公敌》。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温泉浴场的污染调查事件,当市长的哥哥和当医生的弟弟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良知、欲望和民意展开博弈。
那两天我有了灵感,要做一部《〈人民公敌〉事件》。一群在淮河边长大的学生,不满家乡水污染问题,决心排演《人民公敌》,以唤起家乡人民的觉悟。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们亲历了与《人民公敌》剧情相似的遭遇:家人朋友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以种种方式阻挠。后来开创意会,南京一位老编剧听了我的构想,特别激动,立马站起来说:“这会不用开了,我们今天就是坐到晚上,也想不出比吕效平这个更好的创意。”
说完,大家各自散了。最后,这部剧反响果然不错。

《环球人物》:中国当代戏剧中,好的作品并不多。您认为,中国戏剧缺少点什么?
吕效平: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戏剧市场,我必须揭开这个谎言。中国不是没有戏剧市场,而是才气不足,拿不出“好货”来。
在西方,很多戏剧理论家本人都是干戏剧的,比如英国荒诞派戏剧大师马丁·艾思林。但中国当代戏剧行业的现状是,做理论的只做理论,做评论的只做评论,学术派和实践派缺少交集。
还有一点是,事实证明,纯粹搞笑的、无关痛痒的戏剧难以得到人们的共鸣。过去那些低俗的东西,卖不出票,在这种焦虑中,便出现了《驴得水》这样深刻的好作品。

《环球人物》:《蒋公的面子》之后,有什么计划?
吕效平:我特别想写一部喜剧:一个有道德洁癖的官员一无所能,败坏了事业;一个为了远大理想,不在乎道德折损的官员,最终被手段葬送了目标。
现在,《蒋公的面子》巡演,我参与不多。温方伊改编的新剧《繁花》,正在上海排练。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蒋公的面子》能被观众遗忘。到那个时候,人们彻底忘了这部戏,也能忘了教授们在权贵面前扭捏作态的这个尴尬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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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1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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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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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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