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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爱梵高》导演,拍出他“滔滔的一生”

本刊记者 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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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韦尔什曼(左)与多洛塔·科别拉夫妇在工作中

一个蓝色的漩涡,在屏幕上出现。油画的笔触层层涂抹,浓淡不一的蓝扑面而来。随后,漩涡中心升起一轮弯月,星空下的村庄,渐渐浮现于眼前。

这是《至爱梵高》开场的一组镜头。当那幅著名的《星空》在黄蓝交错间翻滚、扭曲,当刺向天空的柏树黑压压地填满眼眶,一阵当头棒喝的晕眩感随之而来。导演科别拉说,仅仅是蓝色漩涡这个镜头,他们就花了大约20周制作。“这个镜头我分给3位画家来进行绘制,因为我担心只有一位画家的话,他可能会疯掉……要知道,你正在观看的这10秒钟,背后是油画家半年的人生。”

再不关心艺术的人,也不可能没听说过梵高的大名。这位一生只卖出过一张画(400法郎卖出《红色葡萄园》)的潦倒画家,如今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神话。他的作品出现在博物馆、画展、拍卖会上,也出现在手机壳、明信片、T恤衫上。当贵妇们提着印有《麦田与柏树》的路易·威登新款包招摇而过时,还有这样一群艺术家,逆着文化工业的潮流,以纯手工的方式,耗时7年,“画”出了一部90分钟的电影。


“只有作品能为我们说话”
“我想,我们发明了一种最慢的拍电影的方式。”在电影的发布会上,导演科别拉如是说。
科别拉是一位波兰导演,她和丈夫休·韦尔什曼,在过去的7年里一直沉浸于制作《至爱梵高》这部电影,经营着一种“最慢的拍电影方式”:演员先进入绿幕拍摄,转化成CG动画后,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在画布上一帧一帧地画出来。
影片最初的灵感来自于梵高的信件。从1872年起到逝世,梵高写下了800多封信,绝大多数都是寄给画商弟弟提奥的——他是梵高经济上的重要支柱,也是梵高的倾诉对象。
科别拉回忆了“初遇”梵高时的情境。当时,她在华沙艺术学院求学,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我每天高强度地工作,证明自己可以完成一切,但在某些时候,还是不得不面对失败。” 此时,她读到了梵高的信,画家的狂放与孤独,令她感到了久违的震撼与慰藉。
“只有作品能为我们说话。”梵高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那么我希望能如他所愿——他的内心,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就由他的画来讲述吧。”科别拉说。她找到了英国金牌制作人休·韦尔什曼——2006年他制作的《彼得与狼》,荣获第八十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共同合作。两人也在拍摄过程中日久生情,结为夫妻。
他们在网上发起众筹,向全球招募油画家,从2000名申请的画家中选出300位,进行了为期3天的测试,再从中选出最适合的125位画家,完成长达6周的培训。这些画家模仿梵高的技法,使用梵高曾使用的颜料和同样材质的油画布,“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只为向梵高致敬”。
正是凭借这6.5万多幅油画,静态的梵高世界流动起来。在画面的切换中,观众从《夜间咖啡馆》走进《罂粟田》,从《寇迪威尔的茅屋》转入《普罗旺斯的干草堆》;邮差约瑟夫·鲁林、加歇医生、唐吉老爹、拉乌小姐从油画中走出,讲述起他们眼中的画家梵高。
这些精准的还原,并非冰冷的机械复制。有些时候,为了制造出高度的戏剧紧张,画家们也会对梵高的作品进行再创造。比如《阿尔勒的卧室》,“原作是充满希望的,带有田园诗的情调。”休·韦尔什曼说,“梵高想要传达一种家的归属感。但在电影中,我们把它画成了一个‘噩梦’,因为后来就是在这间卧室,警察发现他倒在血泊里,一只耳朵从他的头上消失了。


从黄房子到麦田
画《阿尔勒的卧室》时的梵高,过着他一生中最为明亮而平静的生活。
在此之前,他有过飘摇不定的职业生涯,辗转于美术公司做店员;也曾痴迷于《圣经》,在最穷苦的矿区传教。27岁那年,他被一种强烈的作画冲动驱使,成为背着画架四处涂抹的艺术家。
1888年,35岁的梵高只身来到了法国南方的阿尔勒。他无比疯狂地爱上了这座小城,每天凌晨4点出发,一直画到天黑,任凭烈日慢慢把他的红头发晒秃。
长期以来,梵高都希望能够和其他艺术家住在一起,建立一个艺术的乌托邦。在阿尔勒,他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宽敞的小屋,便热情地邀请好友高更前来。为了迎接高更,梵高开始重新装修自己的小屋,于是便有了后来著名的“黄房子”。
然而,高更对梵高的热情显然不太上心。同居阿尔勒的几个月,梵高喜欢的一切都遭到高更的否定。当梵高被画家蒙提切利感动得泪水涟涟,高更就开始表达他对蒙提切利的嗤之以鼻;当梵高带领他游历心爱之地,高更却对那些城市废墟大失所望;那张著名的《夜间咖啡馆》也遭到了高更的轻视,他鄙视梵高如此依赖实物、依赖自然……
无数次的忍让、讨好和挽留之后,梵高与高更开始争吵,不仅关于绘画,还关于生活中任何小事。终于在圣诞节前夕,高更宣布彻底离去。那段日子,梵高经常冲进高更的卧室,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痛苦不已。最终,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跑到妓院门口,托门卫转交给高更在妓院里最喜欢的姑娘。
虚伪的友谊就此撕裂,梵高的艺术乌托邦土崩瓦解。在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再眷恋人间……”
1890年7月27日,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奥威尔镇,梵高像往常一样,背着画架,走向一望无际的麦田。在那里,他对着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随后陷入昏迷。等到他再次苏醒,已是夜幕降临,他蹒跚地回到旅馆。大约30个小时后,文森特·梵高离开人世。


神话背后的寂寞和悲伤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结局: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漠视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扣动扳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1934年,欧文·斯通在他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渴望生活:梵高传》末尾,经典地塑造了“梵高自杀”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然而,在《至爱梵高》中,关于梵高之死,影片给出了另外的猜测。曾在画家笔下出现的邮差之子阿尔曼,像一位业余侦探,带领观众解析层层迷雾。“梵高自杀”的神话在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前摇摇欲坠:梵高很可能是被一个来自巴黎富裕家庭的下流少年枪杀。
这个他杀的猜想,来自于2011年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史密斯的巨作《梵高传》。两位作者用10年时间写就的这部厚达900页的传记, “改写了梵高研究的地平线”。有意思的是,就像科别拉与韦尔什曼在电影制作中因戏生情,奈菲和史密斯也在《梵高传》出版之年,于美国登记结婚。
除了颠覆“梵高之死”的神话,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也还原了梵高更为丰富的多面人格:一个高效率的天才和疯狂书虫,一个偏执狂和善变者,一个富有少女心的收藏家,一个行走的移动数据库,一个啃老族、浪荡子、购物狂、自私鬼……当流行文化中的偶像符号崩塌后,我们反而能发现神话背后更加深刻的寂寞和悲伤。
这也是电影《至爱梵高》所寄寓的另一层深意。无论是绝望的自杀,还是荒谬的他杀,梵高所面对的,不过是人在真实世界中遭遇的冷漠与敌视。就像后来加歇医生对阿尔曼说的:“为什么你总是关心他怎么死,却不关心他怎么活?”
《至爱梵高》画出的,正是127年前那个真实活过的梵高:他出生,爹不疼娘不爱;他生活,求学、恋爱、工作,样样都失败;他绘画,一次次地被讥讽、骚扰,靠弟弟接济,与朋友闹翻;甚至在死亡之前,还要经受一群少年恶作剧的折磨……
影片的结尾,不出意料地响起了美国著名民谣歌手唐·麦克莱恩那首经典的《Vincent(文森特)》:“现在我才明了,你曾试图告诉我什么,当你清醒时承受过多少痛苦,你又多么努力想让它们解脱。但人们总不愿聆听,也不懂如何聆听,现在,也许他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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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1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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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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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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