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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我的“双面”父亲——法国前总统之子阿兰接受本刊专访

阿兰·蓬皮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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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出生,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之子。医学和人类生物学博士,法国技术科学院前院长,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


在法国当代史上,乔治·蓬皮杜(以下称蓬皮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字。在风云变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担任法国总理6年、总统5年,并于任上去世。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元首,也是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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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对毛泽东一直有种崇敬之情。”在上海黄浦江边的一家书局里,阿兰·蓬皮杜(以下称阿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蓬皮杜唯一的孩子,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对中国颇有感情,尤其钟情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艺术。这跟他那毕生热爱文艺的父亲一样。

巴黎有3个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即使不了解蓬皮杜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也多少听说过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所艺术中心。

在阿兰看来,政治的一面加上文艺的一面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今年适逢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40周年,由阿兰编选的《双面蓬皮杜》也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蓬皮杜生前的书信、笔记和照片,时间从1928年到1974年,不仅再现了法国二战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故事,也展示了这位法国前元首在文学、艺术上的独特造诣。


“更人性化的戴高乐主义”


1944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巴黎也迎来了解放。解放日当天,蓬皮杜像其他巴黎市民一样,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两侧欢迎戴高乐将军的到来。在欢呼声中,他看到人群中戴高乐伟岸的身影,心中对这位拯救了法国的英雄无比敬佩。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父亲对从政产生了兴趣。他决定追随这位伟大的人,为他工作。”阿兰说。当时,蓬皮杜的职业是中学教师,但早在学生时期,他就是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大学时曾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党联盟主席。

大学毕业后,蓬皮杜于1935年来到马塞,成为一名中学法语和希腊文学老师。1939年,二战爆发,蓬皮杜应征入伍,在法国战败、被德国占领期间,他又回到学校继续教书。

解放日那天改变了蓬皮杜的人生轨迹。1944年9月,他通过同学勒内·布鲁耶的介绍,进入戴高乐办公室工作。此后的25年里,蓬皮杜与戴高乐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蓬皮杜头脑灵活,聪明而务实,戴高乐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安排自己所有的会客日程、起草文件,并负责新闻事务。1962年,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1969年又接替戴高乐成为总统。

外界一般认为,蓬皮杜执政时期是戴高乐时代的延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基本得到了贯彻。同时,蓬皮杜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举修建高速公路、普及汽车等。这几年也被看作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到70年代下半叶,法国的经济模式、社会生活、媒体形态等都迈向了自由化。因此有评论称,蓬皮杜是戴高乐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但实行的是“更人性化的戴高乐主义”。

阿兰见过戴高乐两次,一次是在某个纪念活动上,另一次是他父母宴请戴高乐夫妇。在他的记忆中,戴高乐喜欢问一些很宏大的问题,让他很难回答。第二次见面时,阿兰正在大学里读医学,戴高乐一见面就问:“医生,医学到底是什么?”

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视角。在阿兰眼中,无论是戴高乐还是自己的父亲,都是有国家意识和使命感的人。“历史学家是这样评价他们两个人的:戴高乐捍卫了法国,蓬皮杜捍卫了法国人民。”阿兰说,“我自己的评价则是:蓬皮杜为戴高乐主义增加了一丝人文色彩,他们之间是互补的。”


“艺术直刺我们的内心”


“我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点儿退步了,父亲为此十分恼火。他说我待在书房里的时间太少,还好他不知道我待在书房里干什么,其实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信上了,就像现在这样!”这是1928年,还在念中学的蓬皮杜写给密友罗贝尔·皮若尔的信。他们的友谊保持了40多年,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蓬皮杜去世那年。这些文字,展现了蓬皮杜自由逍遥、富于魅力的文艺气质。

朋友们公认,蓬皮杜非常聪明,读书时虽然不太勤奋,却总是一学就会,而且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核心。在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中,他的笔试成绩排名第一。他也很擅长交际,热情而亲和的性格让接触过他的人都很喜欢,这些都为他后来的从政生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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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阿兰看来,父亲对于政坛的勾心斗角是非常厌恶的,并一度为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当年戴高乐身边有一些很有野心的政客,彼此竞争。我父亲知道如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也觉得搞政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有段时间他厌倦了种种纠缠,就主动辞职,进入一家私人银行做了高管。直到1958年,因为戴高乐的需要才回归政坛。”阿兰说,父亲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既对幸福平凡的生活充满渴望,又被命运安排的“束缚”所吸引。

由于自己的切身体会,蓬皮杜不希望儿子从政。阿兰因此读了医学,28岁时成为法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后来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曾为法国两任总理担任科技顾问。“父亲教会我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聆听。无论学医还是从政,聆听能拉近你与他人的距离。”

相对于政治带来的压力与疲惫,文艺带给蓬皮杜的始终是美好与享受。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对文化和艺术非常着迷。一方面,蓬皮杜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很深,热爱诗歌、绘画、戏剧,曾花大量时间选编《法兰西诗选》;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艺术也表现出极大热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参与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设。

早在1950年,蓬皮杜心中就萌发了一个计划,希望巴黎能拥有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中心,既是博物馆,也是融造型艺术、音乐、电影、阅读、视听为一体的创新中心。

1969年,蓬皮杜正式提出了建议,并选择了现在的地址。当时那里是一片混乱的停车场,但位于巴黎市中心,旁边有歌剧院、国家图书馆、巴黎圣母院,很适合盖大型文化建筑。经过征集,评审委员会收到681份方案,最终选用了工业风格浓郁、钢架管线外露的前卫设计。当建筑模型被送到蓬皮杜面前时,他评价“这个设计想法很好,但肯定会引起艺术界的争议”。

经过40年的时间,蓬皮杜艺术中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成了巴黎现代艺术的象征,日均接待3万名游客。正如蓬皮杜在文章中写的那样:“艺术是至尊天使之剑,能够直刺我们的内心。”


向周总理建议修护云冈石窟


1973年,在法中建交十周年前夕,蓬皮杜访问了中国。这次出访让他看到一片广阔的天地,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政治合作及发展前景上。

访华期间,蓬皮杜见到了毛泽东,在书房里一起谈论世界局势。他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参观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当时石窟保护不力,有些壁画被损毁、雕塑被破坏,蓬皮杜向周恩来建议说,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良好的修护。周恩来马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用3年时间完成云冈石窟的修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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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和法国对彼此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了解法国大革命、喜欢法国电影,毛泽东思想在法国的影响也很大。现在法国也非常支持中国提出的很多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此外,不少中国画家、摄影师在法国也颇有知名度。我希望,两国加强交流合作,尤其是学生之间,还有工商业等领域,这事关法中两国的未来。”阿兰说。

此次来中国,阿兰不仅带来了父亲的通信集,也希望能够促成法中两国历史学界的合作,围绕“蓬皮杜与中国”的课题进行研究。在他看来,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蓬皮杜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其实蓬皮杜与今天的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受父亲影响,阿兰也是文艺爱好者,但又不止于此,他对钓鱼、旅行等户外活动也有极大兴趣。他对记者笑言,父亲过的是“双面人生”,自己过的则是“十面人生”。但对于政治,阿兰却始终远离。他诙谐道:“永远不要跟自己的父亲从事相同的职业,如果你做得比他好,说明你父亲比较笨;如果你做得比他差,说明你自己比较笨。”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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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2-04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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