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类资质  中央新闻网站

康辉,《新闻联播》里的“中国气派”

EJ6W0352

《新闻联播》主播台下的康辉,意外的有一种少年感,穿着露脚踝的裤子、白色运动鞋,背黑色双肩包,走路轻快带风。而这又会让你讶异于他的另一重身份——一个有着24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大学毕业那年入的党,今年毕业24年,入党也就24年了。”在入党的第二十四个年头,康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10月18日那天,他将与另外2000多名代表一起,共同见证大会的开幕。

宣读名单得知自己当选

康辉是在6月末当选的。那天,他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党代表去参加中直机关党代会的闭幕会,会上客串了一把工作人员,宣读中直机关选举产生的十九大代表名单。在109个名字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要说高兴、激动,其实没持续多长时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播音主持人,首先想的还是宣读名单别出错,先把该做的工作做好。”那天上午开完会,他就直奔机场,赶最近的航班去了香港。他是去做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别报道的。20年前、10年前,在香港回归和香港回归10周年的重要时刻,也都有康辉报道和主持的身影。

康辉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播音部的主任,人称“康帅”,同时也是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党代表。“十九大代表是从基层开始推选的。在央视新闻中心范围内,各个支部先推选候选人,名单汇集到中心党委,再到台里,再到广电总局,一级一级推选,最后中直机关的党代会再对中直机关各个单位推选的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心态挺好。大家推选我、肯定我,我当然高兴,但我也知道工作做得出色的人有很多,我并不一定是那个最好的,所以对于最后能否当选,我并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也不太较劲。现在当选了,更觉得又多了一份责任,想得更多的是,我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做好。”

作为“70后”,康辉最初与党的接触很有时代特色。“我小时候有一套积木,搭起来是一栋大楼,其中有两根红色的柱子,一根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另一根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最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太阳放射光芒。我很喜欢那套积木,但那时对党、对党员完全没有具象的概念。”

这种具象的概念,始于一张烈属证。“我们家有一张革命烈士家属证,小时候不知道烈属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逢年过节接受慰问。后来大人告诉我,我爷爷是烈士,就是和电影里一样,为了中国牺牲的那些人。听长辈说,爷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青年抗日组织,一次开会时被叛徒出卖,掩护突围时牺牲了。我见过唯一一张爷爷的照片是他学生时代的证件照,就是一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法想象他后来的样子。”

2015年,康辉和同事做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节目,采访了很多老战士,那时他发觉自己对爷爷的事知道得太少。“爷爷牺牲时,我爸爸还很小,他知道得就不是太多,传到我这一辈就更少了。那我们下一辈人呢?又能知道多少?他们的故事应该被留下来。”这是后话。

康辉有入党的想法,是因为一部电影——1990年上映的《焦裕禄》。电影上映时,他正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读书。看之前,康辉对这部“主旋律”没有太多期待,焦裕禄的故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他们专业课上的练声材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播送的版本,也是广播史上的经典之作。

但电影一开场,康辉就被震撼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兰考的老百姓给焦裕禄送殡,大家穿着白衣,打着白幡。当时我浑身都激灵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人真的能让那么多人去送他最后一程,让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爱戴他吗?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感触很深。我是一个挺理性的人,很少在看电影电视时流泪,记忆中绝不超过3次,看《焦裕禄》就是一次。”

那晚回到宿舍,赶在熄灯之前,康辉匆匆写下日记:“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特别让人钦佩,如果共产党员都是这样,整个国家真的会不一样。”也是从那一刻起,康辉有了入党的想法。“就是焦裕禄这么一个人,让我觉得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吸引力的,我愿意跟这样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

后来的日子里,康辉不会时刻把党员身份挂在嘴边,但工作中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会猛然意识到:党员在往前冲。“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前方的很多是党员。再比如2015年天津港发生爆炸事故后,记者站的站长都冲在最前面。那时你说防护的东西不够,怎么办?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我们所有记者站的站长都是党员,不管是从党员角度讲,还是从一个干部角度讲,这时没有选择,就得往前冲。”

《新闻联播》背后的故事

康辉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的是令狐冲,他向往令狐冲的洒脱。但乍看上去,他与令狐冲完全是两种人。

他很少发朋友圈,在公众场合发言也很谨慎。“因为工作关系,你只要说话,别人就不会认为这仅仅是康辉在说话,前面永远会给你挂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头衔。我们的个人角色和职业角色是无法分割的,我必须对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

《新闻联播》主持人是康辉身上最重要的标签。他2006年亮相《新闻联播》,被认为“《新闻联播》迎来第三代主持人”。

这些年,也有朋友调侃康辉,你们《新闻联播》总是三段论,前10分钟领导很忙,中间10分钟百姓很好,最后10分钟外国人民水深火热。还有朋友对康辉说,你们《新闻联播》天天说的都是那些,我都不看。康辉就笑着问:“你都不看,怎么知道《新闻联播》天天在说什么?”

其实,《新闻联播》一直在改变。

2012年最后一天,康辉以评论员的姿态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播出“央视新年述评之一”——《中国梦:朝着百姓的美好向往,走起!》。他带着笑意说出“航母style”,祝愿“中国,走起”。

2013年除夕那天,康辉和搭档李修平在《新闻联播》结束时给大家拜年,双双行了拱手礼。后来,这也成为《新闻联播》在除夕夜的惯例。康辉说:“我们俩之前还特别认真地研究过,老礼里拜年男女手势不一样,谁应该左手在上,谁应该右手在上。”难怪有观众评价,《新闻联播》真是讲究。

2014年第一天的《新闻联播》,又是康辉,上演了最浪漫结尾:“朋友们都在说,2013就是爱你一生,2014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传承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

2015年清明节前后,《新闻联播》推出《重读抗战家书》节目,重温了左权、彭雪枫、赵一曼、戴安澜等10多位抗日英烈的家书和事迹。播送张自忠家书时,张自忠的长孙说起祖父尽忠报国的故事数次哽咽。有网友感叹,没想到看《新闻联播》竟然看得眼泪哗哗流。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新闻联播》有了越来越多的百姓自拍视频,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康辉说:“以往我们报道成就,可能会让大家感觉话语很高很大,但‘厉害了我的国’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是大家自己拍摄上传的视频,是很接地气的表达。”

2016年2月,习近平到央视调研,走进《新闻联播》演播室,迎接他的是当天值班的康辉和海霞。康辉后来回忆说:“总书记就坐在我播报新闻的位子上,特别有兴致地对着摄像机体验了一下新闻播报,那条新闻正好讲的是他的一些思想理念,他还说起这是他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后来他又说,《新闻联播》责任非常重大,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虽然见惯了大场面,但康辉主持《新闻联播》还是会紧张。“每次播片头时最紧张,等片头过去,我把第一句话说出来,感觉这口气吐出来,才可以正常往下进行。这个工作其实是越干胆越小,因为越干越懂得责任在哪里,责任有多大。”

在不少人眼里,主持《新闻联播》就是念稿子,念了那么多年,还能有什么问题?遇到这种问题,康辉会说:“你就拿一张今天的报纸,找一篇新闻,都不用长,从头念到尾,一字不错,还得声情并茂,你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分寸的拿捏。“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播讣告。大家认为播讣告就是沉痛,但按中国传统习俗,90岁以上的老人去世,是喜丧,又不能太沉痛。同时,虽然这些去世的人都为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但贡献的程度又不一样,这些细微的差别都要传达出来。”康辉说道,“我再举一个例子,某国领导人胜选或就职,我国家领导人致贺电。贺电一定是欢欣鼓舞吗?不是的。国与国关系不一样,这个人上台和另一个人上台对我们的外交也有不同影响。所以同样是贺电,你注意看文稿,内容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播送的时候情绪也不一样。”

康辉很敬佩自己的一些前辈,“他们对国家的政策、形势把握得特别好,你要让他们讲一讲新闻背后的东西,他们能讲得特别到位。所以他们才能把文字中蕴含的东西准确地播出去。”

刚刚主持《新闻联播》时,康辉向前辈罗京请教,自己要注意什么。罗京说:“我不跟你讲技术层面的东西,你要知道的是这个节目的分量,你要在这个节目中寻找‘中国气派’。”十几年过去,康辉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完全体现出了“中国气派”,但他一直记着前辈的话。“《新闻联播》是最重要的一个传递中国声音的窗口。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都要通过你的语言和表现传递出来。”

康辉说,这种“中国气派”来自对工作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在《新闻联播》团队里是一脉相承的。“就说邢质斌老师吧。随领导人出访报道时,如果有一点空余时间,大家会出去转转,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但每次邢质斌老师都选择在驻地休息,睡一觉。别人奇怪:有什么好睡的?出去逛逛!她就说: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我必须保证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最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

工作中,康辉和同事有时会碰上一些外人难以想象的难题。“2014年上海举办亚信峰会,媒体中心设在一个特别大、特别空旷的场所里,每个媒体租用的工作间上面都不封顶。新闻中心经常会广播,下一场活动在哪里办,记者到哪儿集中。我们给新闻配音时这些声音都会进来,怎么办?结果,安检人员惊讶地发现,我们带的箱子里居然有一床被子。因为被子能起到隔音和吸音的作用,我们在工作间里把被子撑起来,钻到被子里配音。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想办法解决。”

主场外交里的中国故事

《环球人物》:您参加了许多随访和峰会,这5年来,您感受到我们在外交上的变化有哪些?

康辉:这5年,大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不光是说我们经济更发达、钱更多了,而是我们在外交上更主动、更自信了,我们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责任了。越是大国,责任越大。

在主场外交的场合,从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到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我们可以更主动地设置一些议题,我们的一些方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场合,转化为大家的共识。这些共识落到行动上,我们的影响力就更明显了。

这次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直播中,我引用了一句古话,“主雅客来勤”,主人很好地表现出沟通意愿,营造了良好的沟通氛围,大家自然愿意响应。

《环球人物》:您刚才提到了4个主场会议,您怎么在短时间内抓住每个会议的独特之处呢?

康辉:我会努力去讲故事。在会场报道有时候很难,因为会场都很像,什么东西能体现这个会和那个会的区别?其实特别难找。

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现场,我就一直在想,该怎么体现这次论坛真的吸引了很多国家参与?你直接说有多少国家来,有什么人来,当然也可以,但这样报道有一点“干”。那天早上到了会场,我突然发现每个座位上同声传译的耳机旁,都有一个提示卡片,正面是会场的注意事项,背面标注着同声传译的频道。第几频道是中文,第几频道是日语,第几频道是柬埔寨语……我立刻发现这次列的语种特别多。我以前报道过的多边会议,同传语言通常也就四五种,而这次有16种之多,各大洲的语言都有,还有一些很小众的语言。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

《环球人物》:在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您有什么感触?

康辉:这5年,习主席基本上踏遍了五大洲,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到一些非洲国家或不发达的地区,当地人真是发自内心欢迎我们。确实是朋友来了的感觉,和客套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与别国交往不是仅仅考虑利益,是真的让别人觉得中国是朋友。

《环球人物》: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您在2014年主持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直播,您对那次节目有什么样的记忆?

康辉:那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我觉得公祭日的设立,既是对当年那么多屈死同胞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也是告诫某些国家,历史不是你可以随意涂抹篡改的。

几年前,我看过一段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在南京玄武湖公园拍摄的影像,好多人在划船、在玩。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笑容,让人特别动容。我当时就想,这些人后来在哪里?是否不久之后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可能是他们留在世界上最后的笑容。那段影像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后来写了一篇博客,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纪念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面向未来。但从我个人来讲,对有些人犯下的罪行,我永不原谅。

《环球人物》:2015年,您报道了天津港的火灾爆炸事故,报道中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康辉:在这样一些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我们的关注点最初是死伤者情况怎么样,现场处置情况怎么样。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我们就要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责任到底在哪儿。犯了错不怕,怕的是永远不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如果真的能够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少一些利益的牵扯,这些事故是不会出现的。我们的报道不应该只是宣泄情绪,更重要的是推进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环球人物》:现在中产阶级焦虑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您会有一些焦虑吗?

康辉: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界定?这个恐怕还有争议。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焦虑,第一是我能不能保有现在的生活水准,第二是对未来够不够有信心。就我个人来讲,第一我没有孩子,可能就少了一重关于教育的焦虑。另外我没有那么多房产,也就没那么多负累,不用太操心房子的保值、增值。所以从个人层面讲,我的焦虑感没有那么强。

但要从大的层面说,焦虑一定是有的,我们国家怎么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还得保有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恐怕是我们国家向前走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焦虑。这是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也与每个人切实相关。

一个国家能不能走得好,走得扎实,说实话不是上层做好设计就万事大吉了,还得大家一起努力。如果每个人只是焦虑,寄希望于他人给我弄好,我来享受,那最终谁都享受不到。也许减轻焦虑的办法,就是至少做好自己的事。

现在大家对外面的世界了解越来越多,我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感觉,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是最有发展希望的地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都是有机会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均等的。我们自己要去努力,去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创造一些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东西。

《环球人物》:然而年轻人好像都很焦虑(笑)。

康辉:我同意,也理解,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可能比我们年轻时更大。但我常常给年轻人讲欧阳夏丹的故事。她刚开始在上海台,你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她在人力部门,天天整理人事档案。那时还不用电脑,就是一个个档案袋,装着人事档案,需要你拿出来整理,破的地方用胶粘上,整理完再放回去。有人可能会说,我一个播音专业的大学生,天天就干这个?但欧阳夏丹做得非常认真。后来周围的同事都知道,有一个学播音的女孩子在人力部门,特别认真,态度又好,也有灵气。再后来,台里突然有一个节目,想找一个年轻主持人,大家就想到她了,让她来试试吧。一试,效果非常好,她的职业道路一下子就打开了。如果她之前不认真,后来的机会能是她的吗?所以年轻人也别着急,踏踏实实的,你现在积累的所有东西,到最后都是长在自己身上的本事,没有人能够拿走。

《环球人物》:北京还有个特别容易让人焦虑的事,雾霾。您也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

康辉:对,你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对感受到的不舒服,肯定会吐槽。我觉得吐槽是关心,是督促,这是好事。我们在工作中也会督促政府部门想办法,采取改进措施。

但是,咱们也要避免一点,就是光吐槽,其他什么都不做。光吐槽没有用,我们自己也得干点什么,比如少开车,空调温度别开太低。事儿都不大,但也是行动。对于社会出现的问题,光动嘴批评,光动手做键盘侠,太容易了。千万别说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在今天的中国,实打实干事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环球人物》:您在2015年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您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担负哪些实打实的责任和事业?

康辉:我更多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与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有交叉、有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工作实质上是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品格、文化形象,世界在通过我们看中国,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具体到我们每个岗位上的人,我们的责任简单说就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实打实地承担了责任,大家的成果合起来,就是构筑了实打实的事业。

本刊记者 许陈静

责任编辑:

声明: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 2017-10-18 15:13

标签

  • 作者: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评论(0)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

最新文章

朝阳区政府:警方已就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

{r[title]}

11月22日下午,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有家长向公安机关报警,...

诗不只是在文字上,也可以在电影和音乐中存

{r[title]}

11月21日,“2017”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前奏活动在诚品书店铜锣...

文化"走出去"呼唤翻译精品意识

{r[title]}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电影、电视剧、图书出版物产量位...

首个机场“无人机防御系统”投用

{r[title]}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场无人机防御系统“苍擒无人机侦测防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