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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代表奚美娟 30年前主演《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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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8月,上海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为期7天的上海书展。奚美娟喜欢清静,会在平日里独自逛书店,就没去现场凑热闹。但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告示牌、朋友圈里络绎不绝的逛书展照片,让她觉得四下萦绕着书香,很是舒展,“好多家长带孩子去,希望受点书香的熏陶”。

人们熟悉的奚美娟,是那个优雅从容,拿过梅花奖、金鸡奖、飞天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很少提及的,是奚美娟另一个身份:党员。作为十八大代表,这5年来,奚美娟感受到了文艺的兴盛、文化的自信。在上海这个文化高地,剧院里看演出的人多了,博物馆门口排着的队长了,各种展出的消息密集了,“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就能看到改变”。

“表演系的人,要说得出社会热点”

去年,我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我帮学院面试教师。来面试的人通过了所有的专业技能测试后,我在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你说出一个最近的社会热点,以及你对此的观点。”我第一次问的时候,对方疑惑地反问:“社会热点?”我点头,他依旧惊讶和不解。我解释道:“表演系的学生将来要塑造的是社会中的人物,所以老师必须鼓励他们去关注社会生活。如果连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塑造、书写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呢?”可能以前面试老师不考这些内容,但我看重。

在今年的新生见面会上,我也跟同学们说,你们要把自己看作文艺工作者,而不是明星、艺人,要从“小鲜肉”“小鲜花”的舆论氛围中突围,积累技能与知识,为成为文艺工作者作精神人格的准备。我特别告诉他们,要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因为文化作品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民风、社会现况和精神状态,对社会风气有引领作用,好的作品就是一种好的引领。事实上,外国人也在通过文化作品对别国进行了解,其中影视作品又是最快速、直接的通道。就像很多人没去过亚洲和欧美,但看过韩剧、日剧、美剧、英剧后,就会想:“呀,我要去那看看,我要尝试下那种生活。”

对于文化现状,从上到下都是关切的。我记得去年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我也是两会代表之一。他很认真地倾听,一直都在做记录。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中间过去了72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一辈人期盼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是其中的受益者。所以72年后的这个《讲话》,既有文艺创作规律上的传承,又和今天的时代更相通,也更开放。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怎样的社会。我的演员之外的代表身份,也让我更有一种文化自觉,希望我们输出的作品是好东西,能够反观我们社会的真实生活。

其实,一切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满足群众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如果演绎失误,让观众反感,是我们的失职”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接到了一通电话。

“我想请你来演一位陕北农村妇女。”

“怎么会找我?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我看了你的戏,你身上有一种从容,我需要这个。”

我觉得他很懂我,于是答应了。

打来电话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周友朝导演,找我演的是电影《一棵树》的女主角朱珠。朱珠的原型是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牛玉琴。她用人挖、肩扛、驴驮等方式,从种“一棵树”开始,花了23年,将一眼望不见边的沙漠,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

接下这部戏后,我先去牛玉琴在沙漠边缘的家中住了一个星期。那天,我和几位主创人员在沙漠中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真是沙漠中的绿洲,屋前有井,屋后还有瓜田。我住在牛玉琴家中,天天穿着她的衣服,在沙漠里走,让她教我怎么在黄沙上种树。挖坑是最难的。如果不懂技巧,刚挖开,黄沙就会塌下去,不会成为一个方正的坑。头几天还好,后来我的虎口就疼得不行了,但她已经不疼了,所以还是我挖得不够。听起来似乎很苦,其实根本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她婆婆摘给我们吃的一个大西瓜,那甜味我在城里从未尝到过。

扮演这些真实的、值得被讴歌的女性,是压力最大的。我常常问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我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去塑造她们,去再现她们?在传统的创作观点中,诠释这种被颂扬的人物,总是越高大上越好,把他们从人拔高到神,这样比较方便。其实这些人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人,如果因为我们的演绎失误,反而让观众反感、抗拒他们,那是我们的失职。所以我一直讨厌概念化,我在扮演这类优秀女性时,总是希望把她们拉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她的好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反过来,她的弱点在哪里?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找到人性的支点,角色才会丰满。这就是我的责任、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牛玉琴和丈夫结婚时,两人都特别穷,彩礼也置办不起。她的丈夫就在市场上买了两个银质小铃铛,一人一个挂在裤腰带上。两个人牵着手回家,脚下是漫漫黄沙,耳畔是“叮当”“叮当”。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年轻时就因骨癌去世了。下葬前,牛玉琴取下了丈夫腰侧的铃铛,与自己的挂在了一起。铃铛“叮当”地响,是一个女人的爱与坚韧。编导把这个细节放进了电影里,希望通过小小的铃铛,让观众理解和懂得当代农民夫妇的浪漫与深情。

几年前,我和牛玉琴一起参加中央党校的一个活动。我想起了铃铛的事,就问她:“大姐,当年的铃铛还在吗?” 她立刻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铃铛还在。我当时非常感动。

这几年,生活剧和家庭剧盛行,我们电视上的“上海妈妈”几乎都是小市民,整天围着房子、存折打转,计较又小气。也许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在上海人住房特别紧张的时候,会有计较钱财的现象,但今天的上海妈妈已变得更包容、大气、多元。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聚会,她和我差不多大,也是上海人。她说女婿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她要对女婿好一点。我听了,很受触动,原来现在有一部分上海妈妈是这样想的。你看,真实的“上海妈妈”在发生改变,为什么我们影视作品中的“上海妈妈”却跟不上呢?

“排演时,有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

2015年底,我出演了话剧《北京法源寺》,从北京演到上海、香港,马上还要受邀去台湾演出。做这种“自讨苦吃”的作品,根源在于责任心。

从1998年的《左宗棠》到2001年的《孙中山》《大清药王》,《北京法源寺》是我第四次演慈禧了。无论在小说还是影视剧里,慈禧的形象都有些被妖魔化,戴着浅薄的面具出现。但我看了一些史料,对她女性政客的这个身份很在意。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如果没有一些智慧与手腕,怎么可能掌权40多年?我一直希望能深刻地演绎这个人物,田沁鑫导演也是如此。正是有了这个共识,我在接到田导邀约电话时,很快答应了。

《北京法源寺》改编自李敖的同名历史小说,故事围绕戊戌变法展开,攫取了云谲波诡的晚清历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10天。慈禧并非戏的主角,主角是热烈激昂的戊戌六君子,是悲情理想主义者光绪。她出场就两次,但每次信息量很大。

第一次出场,有段戏是召见即将出使英法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空荡荡的舞台,慈禧坐在那里发问:“你打算哪日起身?”“你携带人员,系到上海再奏否?”“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是女性领导特有的体贴。“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是掌权者的要求。“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是政治家的视野。最后问:“你从香港登船,这船安全否?”突然又跳脱出自己的身份,似乎也想出去看一看。这是从《曾纪泽日记》里发现的一段对话,以前的艺术作品对这段都没有在意,但田导和我很有兴趣。

这段戏长达4分钟,只有问,没有答,台词全用日记中的原话,说起来不易,听起来费劲。排练时,我一直担心观众能不能接受,谁愿意看我一个人说这么长?别我说到一半很多人就走了吧?其实对整部戏,我都无法预测观众的态度,这样严肃的剧,如此烧脑,现在的观众真的能接受?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联排的时候。整整3个小时,我们不带妆演了一遍,观众只有两个国家大剧院的朋友。没想到演完后,他们特别激动地冲到后台,对我们说:“太好了,真是太好看了!”我问:“真的吗?”“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完戏这么激动了。”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我们第一次对这部戏的市场有了信心。

后来的事实的确如此。《北京法源寺》开票开得很好,很多场都一票难求。不仅年长观众的家国情怀被激发,年轻观众也如此,我发现,观众中年轻人甚至比年长者更多。在北京演第一轮时,我们一位演员的朋友来看戏,是个时尚圈的年轻男孩。戏结束后,他和我们一起去吃夜宵,他压根儿就没吃,一直情绪激动地坐在那儿说:“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理想。我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段历史!”

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也是我们在排演时一直讨论的:戊戌变法成功了会怎样?当时如果中国照着日本那条路走会如何?我们常常跳出这个戏,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观众也会因为这个戏去讨论、去思考,对中国的命运有了关切,希望这个国家走得更正,不再有坎坷和反复。

《北京法源寺》的火热也让我反思:市场是期待并能接受好作品的。只是有些创作者以为,观众只想看一笑了之的东西。于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就有了一种误解:观众以为创作者给不了,创作者以为观众不想要。我对观众有信心,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做出好戏去吸引他们。

记得整整30年前,我演过一出话剧,名字就叫《中国梦》。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用全家积蓄换来一两百美元,投身狂热的出国潮,去追寻美国梦。有个上海出去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后,感受到歧视和落差,反而魂牵梦萦着中国,于是把他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作品《中国梦》。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看到原作,很喜欢,就把它搬上了舞台。这个话剧演出后非常轰动,我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后来,原作者真的回来了,到上海戏剧学院当了教授。2014年,恰巧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之后,他把这部戏复排出来,给毕业班作毕业大戏演出,还请我担任指导,和现任女主角交流。现在的表演形式和我们当时有了很多不同,好作品让一代一代的演员来演,那它就传承下来了。

如今,我们讲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和上世纪80年代在国外苦读、反思自我与国家命运的留学生的梦想是相通的,隐含着一种传承。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是为实现这个艺术繁荣的中国梦、文化自信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刊记者 郑心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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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18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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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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