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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年轻人要敢做“不怕失败的堂吉诃德”

不久前,一篇演讲视频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演讲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开场甩出的六个问题,个个戳中当代青年心肺,立马成了网上热闹的论辩话题:

“未来爱情会面临的六大难关:我们敢不敢和A女比翼齐飞?能不能克服爱情中的肌无力?还相不相信一见钟情?你会不会杀死回家的浪子?堕落是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别处?”他用真实而单纯的语言,去描述现代社会最为复杂且多样化的爱情认定——

“爱情最根本的,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梁永安演讲截图

稍稍做了些功课,发现梁永安专攻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著作、译作不少,且在复旦学生中人气相当高,被称为“复旦中文系的智慧”。对他,学生的评价是,“孩子般的纯洁、干净,机智、博爱、谦逊,尊严而不显疏离,深刻却不犀利,抱着深切的关怀,洞察着现实与人的深刻本质”。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课给师兄发短信,“过于激动,复旦满足并且超出了我对大学的所有期待”,梁教授开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读”,场面向来极震撼,提早半小时到场都没有空位,后排黑压压站了一片,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思想冲击”,“梁师魅力无敌”。

一个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何以会对青年最关切的问题情有独钟?一位50后大叔,何以总能戳中90后小屁孩的痛点?

这显然是一位不仅仅囿于书斋的有趣学者。于是,在上海最热的那天,我带着笔记本坐到了梁教授对面。梁永安教授问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谈方式,自带乐观的光芒。两小时谈下来,深知学生之叹不虚,而笔者所能撷录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说说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吗?您是怎样与文学结缘的?

梁永安:小时候,我在军队院校里长大,看书条件不错。读了很多红色经典,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中国的《红日》、《红岩》、《红旗谱》。那个时代的文学,贯穿着一种红色美学,核心部分和革命、阶级、国家民族这些关键词相联。当时也能阅读到一些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它们则从个体价值、人道主义出发,构成与革命文学不一样的精神空间,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初中时,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随手投给《云南日报》。没想到,几天后校长带着报社的人找到我,原来人家要审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袭,以准备刊登。从此老师开始觉得我是可以写东西的。老师不让学生上课看闲书,却指着我说,“梁永安例外”,当时非常自豪。

后来,我在云南高黎贡山做了整整两年的插队知青,大长见识。我发现老乡做饭,有个秘密原料。当地树上的蚂蚁窝很多,老乡把一窝蚂蚁整个割下来,再把蚂蚁敲出来,用大纱布裹住使劲挤,蚂蚁肚里酸水就出来了,这就是当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这东西了。但后来得知,这种蚁酸营养高,能抗瘴气、湿毒,防止生病——你看,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乡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边的芒合——一个傣族村寨,刚到那天,老乡们赶了六头牛来帮我们搬行李。寨子里大多是文盲。但我们从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所以我们精神上的姿态特别低。我们四个男生住在一户农家院儿的偏房,茅草顶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觉得苦,拿几个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劳动就是割稻,弯着腰,很吃力。然后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绳把稻谷垒高,捆起来,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块,一层层垛上去。垛子越来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劳动虽然辛苦,但对人的锻炼很大。

高黎贡山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录取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现当代文学为专业?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传来的全国新闻联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兴奋。我自信一定能考上,毕竟一直没断过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干了两年多电工。

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就读了中文系,至于选择当代文学为专业,说起来也很偶然。本科时我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准备考王运熙先生的研究生。但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研究生招生也要听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的学校很少,于是我毕业的那一级停招,只好转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了。

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们

人物工作室:当时的复旦大学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梁永安:复旦的文化与学术分量非常重。当时,中文系的朱东润、郭绍虞、张世禄等老先生都在,他们从小受国学熏陶,学养厚重,很有文化气势,人又谦虚,真是儒风拂面。有次请北大的王力先生来讲课,在第一教学楼三楼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话:“你们复旦门槛很高啊,进来很不容易啊!来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我的语言学启蒙老师,就是张世禄先生,看了他的书,我才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那么著名的学者却这么谦逊,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结束不久,老先生的价值一下子都释放出来,到第一线上课,把终生积累全都拿出来,倾囊相授,给我们这些本科生极大的精神恩惠。

比如朱东润先生。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厚实,说话沉稳大气。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去英国留过学,历经沧桑。我当时在中文系学生会,负责宣传,有一些活动要请朱先生,他都很热情。还有郭绍虞先生,学术大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请他给中文系书法展写题头,师母说郭先生身体不好,没力气。但郭先生说这个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写。我过了四五天去取字,师母说,郭先生握那么大的笔写不动,后来在笔尾装了一个环,用线挂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写出来的。我听了特别震撼。我去拜访王运熙先生时,看到他的书房挂着一幅字“饮河轩”,我一看就很敬佩,这取自《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自己学问很少,非常谦虚。

外系的一些老先生也让人印象深刻。像哲学系的严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篮桥监狱关了好几年。但他到了监狱也不闲着,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严先生上课不带讲义,肚子里装着 2600 多首和禅宗有关的古诗,上课讲到哪儿就写一首,一个字也不会错。我特别佩服这些老先生,一辈子价值就在求知和治学,人很纯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学统,我们复旦才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种世俗诱惑的“无用”之心。我大约就属于比较“无用”的人。

梁永安的专著

笔者与梁教授

未来30年,将是人的现代化的30年

人物工作室:您一直从事比较文化研究,这对您看待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启发?

梁永安:我以前深受王元化、施蛰存那一代学者影响,他们觉得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原原本本地把西方原典翻译过来,强调多吸收外来的东西、减少摸索的过程。这固然很重要,但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有些走偏了,过于重视欧美、尤其是美国。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容易形成“单向思维”。

我们关于“现代”的概念,就囿于美国。为什么中国的那么多城市都一个样?这绝不只是规划部门的事,也是因为中国人心中所能想象的“城市”,只是伦敦纽约那样的,想象不出充满生态文明的那种城市。我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信心,关键是如何对待将来的30年?未来30年,我们还有3亿农民工要进城。此前2、8亿农民工进城,都是在城市工地上搬砖头、拌沙子,做体力劳动,从经济学角度看,是被“资源化”了——进城的只是劳动力,乡土文化、家族文化、传统文化没有融进城市,某种意义上是被切掉了。文化是有脉络的,柬埔寨修一条20公里的路,都想着要考虑雨蛙迁徙的路线,否则宁愿不要效率和高楼大厦,他们重视的是“生命的整体感”。一个文明体系,就像一片山水树林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力。城市化不能把周边的文化生态链切断。

人物工作室: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关注,在您看来,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哪个方面是关键点?

梁永安: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现代性”发育为什么会这么难?这是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不接受荒诞。现在的世界不是农业社会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经验主义总结,有时候出发点和落点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变革的时代,不是形式逻辑所能左右的,否则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世界的逻辑已经充满了悖论,不像一个农民挖地,只要不偷懒就能收获。现在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时代。中国人要能够接受荒诞。一旦我们能接受荒诞,在这个世界上就真正自由了。

还有,中国人在感受方式上不太接受悲剧。中国社会一直都称赞成功者,缺乏悲剧意识,不敢接受一个失败的人。如尼采所言,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其实,悲剧的意义可能更深刻,可以证明生命的复杂和生存意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悲剧,再看历史、看时代,我们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2000年,诺贝尔文学院曾经邀请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位作家,推选“1000年”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结果《堂?吉诃德》以绝对优势荣登榜首,让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直至卡夫卡等文学大师的鸿篇巨制黯然失色。这个结果乍听让人惊诧,仔细想来,很有道理。那个瘦骨嶙峋的游侠骑士,以十分荒诞甚至悲剧的行为,挑战了人类精神层面的第一大难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一个老人,已经没有多少力量的老人,一辈子读骑士书,面对世界还敢飞蛾扑火地冲上去。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一辈子向往一个东西,但一辈子都不敢付诸行动?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勇敢的探索者和挑战者。美国3亿人口中大学生超过半数 ,中国有13亿7千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仅12%,基本上还是初中生为主体的国家。但我们的青年有近5亿,一千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敢于挑战的堂?吉诃德,就不得了。头雁出来后就会形成阵势,就会有人跟随。

面对现代化,中国还需要向前进发30年,这将是“人的建设”的30年,需要特别广的实验性。希望中国的青年一代不要过于现实和世俗,要敢于探索、不怕失败。

“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

人物工作室:您是不一个不满足于书斋的人,经常在国内外游走,有的人觉得您“喜欢玩儿”。在您看来,在当代,“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关系有什么新变化吗?

梁永安:我有一个理念: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变迁的时代。一个人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多去深入历史现场,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重要。过去的人把四书五经读好,再辅以行万里路,像顾炎武那样,就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思想体系。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全球化的背景,另一方面还有我们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全面改变。

一个人一定要有时代感,要关注当下处在什么历史阶段,社会处于什么精神状态,所做的事情应该跟这个时代有所呼应。如果想做一个文化健全的人,你就要与社会生活有尽可能多的连接,多到文化变化的现场去,才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细节。所以我很重视文化人要“走出去”,国内国外都要去。生活的土地是一本更大的书,要倾尽全力去读。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积累的一切生产化,把它写出来,通过图文甚至视频表达出来。

因为有这份心愿,这些年,我不大去名山大川,总是到文化变迁比较大的地方去摄影和写作,新疆、云南跑了很多次。在日本的三年教学工作中,我跑了很多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现场,想理一理日本近代以来的变化过程。今年夏天,我又到当年知青时代去过的村寨,走访了十多个村落,与傣族、傈僳族、回族、汉族、德昂族乡民聊天拉家常,说实话,有种很吃惊的感觉,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超乎想象。因此,我打算做一个项目,“多民族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从三代人的不同生活看我们四十年来的变迁,从老百姓的生存细微中看时代巨变。

这些年游历中,我形成了一个观点:中国四十年以来的变化不能仅仅用“文化变革”来概括,而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明变迁”。文明变迁包含着多种文化内质,而不是用一种“先进文化”去同化其它文化。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特点,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当下精神意识中最大的盲区。

人物工作室的话:

访谈之后,忽觉梁教授身上,有三点或是他的魅力之源——赤子之心、博学之士以及“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赤子之心——他仿佛就是一个用最为真挚的眼神打量世界的孩子。在很多文章与演讲中,他都提倡“用自身的热度让世界更加丰富”、“用一颗真诚的心爱这个世界。”很多学生就是喜欢他孩子般的纯洁、干净。一个作家,常常游走在最冷漠的旁观和最热情的参与之间,在过程中,依旧保持着赤子之心,十分可贵。

博学之士——那些站在听完他几个小时课程的学生,原以为站着听课很苦,但是,“他一开口,竟仿佛时间从此不再存在,宇宙就是一个讲台,每个人的思维都凝聚于一点”。在两个小时采访中,我也领略到他的博学。我个人对于东罗马帝国较感兴趣,教授得知,立即侃侃而谈,他对东罗马的了解十分深入,谈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申到伊斯兰文化对中西方交流的影响,都很有见地。难怪有学生说,“每听一次梁老师讲座,就更加觉得完全无法摸到这个人的深度和广度”。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是复旦大学的民间校训。何为“无用”?庄子点破了这层意思: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为之为,是为大为。梁教授向我们演绎了什么是“自由而无用”,思想自由,淡泊名利,敢于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小王子》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漂亮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如此有着“有趣的灵魂”的梁教授,自然让学生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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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14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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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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