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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奖获奖者都是女性,而女性主义的斗争仍在路上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7年8月18日晚七时,中国科幻作家张冉、陈楸帆、王侃瑜与英国科幻与奇幻小说家理查德·摩根齐聚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共话“跨文化与跨媒介的科幻”。本场活动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微像文化共同承办。

活动现场

相对于其他文学类型, 科幻小说天然是“跨文化”的

无论是刚刚从芬兰参加过世界科幻大会的张冉和陈楸帆、王侃瑜,还是刚刚来到中国不足一周的理查德·摩根,都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明显,但他们也分享了一些跨文化的奇妙体验。芬兰的酒文化让中国的科幻作家印象深刻,德国人、中国人与芬兰本地人对啤酒价格的不同判断让张冉印象深刻,陈楸帆则发现芬兰的酒普遍比中国的度数高,在雨果奖开奖前,在国内以酒量惊人而著称的刘慈欣居然喝了两口“软饮”就说不行不行酒精浓度太高。王侃瑜讲述了在组织“微像神秘夜”party时,嘉宾们纠结蒸桑拿时要不要穿泳衣的有趣故事。理查德·摩根则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他在坐船过运河时,摇船阿姨唱的那支动人的歌,这让他想起巩俐在电影里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与亲身游历不同,当谈及作品的译介与跨文化语境的读者时,嘉宾们的体验就更为复杂了。

理查德·摩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至少25种不同的语言,从事翻译工作的大多数都是科幻迷,因此他们愿意投注的精力和热情远在金钱之上,这可能就是科幻小说不同于主流文学的独特魅力。在他看来,作者其实是无法了解自己作品的译本质量究竟如何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当地的读者交流。

张冉指出,不同类型的科幻的海外境遇也不同:背景和语言都比较现代的故事,观点和设定也比较新,翻译和传播就比较方便;而那些基于中国背景特别是古代文化的故事,在翻译过程中就会丢掉一些精髓。以自己的小说《晋阳三尺雪》为例,在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意象、心理、处事原则时,刘宇昆在翻译时就会不停地问某个词如何翻译,因为这些细微的情感是英文表达不出来的,海外读者也会反映说看不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他还是希望还是能顺畅翻过去的作品多一点,会容易在国际市场打出中国作家的声望。

陈楸帆的关注点则在于,中国的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类型小说和纯文学小说,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引起的反响更大,比如刘慈欣的《三体》在德国市场上连续十几周霸占畅销榜榜首,一方面是因为科幻小说讨论的更多是一种普世价值,涉及到的诸多命题都跨越了文化与民族,如人类的命运或者世界前进的方向;另外一方面,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语言还是以普通话为主,比起纯文学来说还是更容易翻译,如金宇澄的《繁花》里用到了非常多的上海本地方言,如果要翻译成英文,其实很难找到对应的方式。

陈楸帆介绍,自己的长篇小说《荒潮》明年会在美国出版,刘宇昆在翻译时要保留其中的一些潮汕方言就非常辛苦,可能只能通过拼音+脚注的方式来呈现。刘宇昆作为一个有中国经验的华裔,对中国的文化背景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这样中国的科幻小说才会被更多的市场看到,譬如自己的小说《鼠年》的日文版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他也很好奇日文版再回译成中文会与原文有什么不同。

理查德·摩根补充说,相对于其他文学类型,科幻小说的读者也都非常擅长理解作品中的线索和暗示。作者在引入新技术时,不太可能花很多笔墨去解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是这么说话的,就好像在侦探小说里,写道人物进了一辆车,不会说这个车是120年前一个德国人设计的,启动需要钥匙和电源机等。同样,一些文化的因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科幻的读者在理解方面比一些主流文学的读者更加擅长。读到一些现在没有办法理解的事物时,科幻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读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三章之后就会理解了。

现场观众

科幻奖项关注多元文化可能只是阶段繁荣,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永远在路上

王侃瑜指出,科幻读者不只是有超前的理解能力,也有着非常强的包容能力。读者能接受外星文明,自然也就不会抗拒同在地球上的其他文化。近年来雨果奖和星云奖的评选也逐渐偏向于多元文化,今年的得奖者更是全部是女性,传统的白人直男完全已经被原来处于弱势文化的人抢过了风头。

但在理查德·摩根看来,这种多元的状况可能只是阶段性的繁荣,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归于沉寂,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这样的想法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其实人类的性别歧视在我们的基因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代人都要有意识地去对抗,不能说现在女权主义的仗已经打赢了,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在我的生命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印象中女权主义遭遇的比较大的打击是在1995年左右,另外一次稍微小一点的打击是美国“9·11”事件之后,那个时候美国社会的压力促使着女性回归到更加传统的角色,也许这样可以让美国社会感到更加安全。但这些似乎都说明,这种性别歧视是在人类更深层的机制当中的。性别多元化是一个曲线,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必须多加小心,才能不开倒车。

理查德·摩根认为,全球化也对这种多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于性别歧视,人类种族歧视并没有那么深入骨髓,人类天生喜欢看故事,希望能够读到意想不到的故事。中国的、非洲的故事对欧洲来的读者来说肯定是很新鲜的,而作家就像挖矿一样,到全球各个地方采集新的元素和故事。如果要写关于未来的故事,不可能不写到多种族,因为这就是现状。《三体》能从美国白人男性作家中突围,赢得雨果奖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张冉则讲述了《科幻世界》总编辑姚海军在得知刘慈欣的《死神永生》没有赢得雨果奖后,发的一条微博,认为这个变化不是女权主义的问题,而是现在科幻已经失去了最坚固的内核,即一个构建宏大世界、创造未来的野心,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科幻、硬科幻的精神。这条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网友都把它上升到了女性歧视。这条微博的内容是:“大刘的《三体3·黑暗森林》惜败于杰米辛的《方尖碑之门》。文学作品也许难以比较高下,但这两部作品代表着科幻不同的方向,这些年雨果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面上是女性科幻作家的崛起,内里可谓是失去了构建宏大与面向外部世界的雄心。从这个角度,没什么为大刘遗憾的。《三体》因读者而存在,它立在哪儿,如同代表科幻本源精神的灯塔,这个时代需要它。”

张冉回忆道,自己进入科幻圈五、六年以来,银河奖和星云奖领奖台上的女作家很少,中国的科幻女作家总数不超过20人。中国的科幻写作从80年代才真正起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还没能创造出一个特别成熟的、平等的创作环境。所以女性科幻作家没有起来,但如果未来有一天,有很多女性作家站在了领奖台上,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得事情。所以雨果奖的领奖台有很多女性作家出现,毕竟是一件好的事情,至少意味着国外科幻创作有一个比较平等的平台。他同时指出了科幻写作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科幻是一个偏理性思维的文学类型,认为刘慈欣那一代工科出身的写作者才算科幻作家。但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写作环境里,科幻小说既不挑作者身份,也不挑他的知识背景。

陈楸帆认为,雨果奖的多元化不是孤例,《月光男孩》也战胜了《爱乐之城》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也说明,科幻正在从边缘化慢慢走向主流,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从中国科幻的历史渊源来看,它是从苏联和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风格延续而来的,他们更偏重于工程性的思维,必然导向一个更加男性思维的角度。但是在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幻中包含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的知识。更多的女性作家参与科幻创作,能够使整个科幻文学更加繁荣、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他相信,科幻文学始终是关于人类的文学,必然是关于人类的多元性的,它跟性别、国籍、肤色、语言、种族都没有关系,我们需要通过科幻构建一个关于人类整体和未来世界的想象。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品,都应该回到文本本身去衡量。

《副本》

中国科幻电影: 市场应该对及格线以上的国产科幻影视作品多一些耐心

随着刘慈欣、郝景芳先后获得雨果奖,以及《星际穿越》等影片的市场刺激,中国科幻开始了井喷式的发展,许多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正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但截至目前,包括呼声最高的《三体》在内,仍然没有一部真正的国产科幻电影在院线成功上映。在张冉看来,这是非常现实的情况,因为科幻电影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差一点就会失去科幻的精神内核。

张冉回忆起自己刚进入科幻圈的经历,那时候中国科幻是无人问津的,那时的科幻圈也很单纯,聚会的机会就是颁奖典礼后的啤酒烤串,等到2015年左右,小圈子的聚会就变成了资本的狂欢,作家们在典礼后被各个电影公司拉走,所有人不再谈论文学,而是你的某一篇卖了多少钱,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拍,张冉觉得这是一种很悲哀的现象,“对一个作家创作来说,老谈钱不太合适”。

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是预期盈利跟做科幻必要性之间的冲突。现在的制片人、电影人之所以想做科幻片,是因为观众花钱坐在电影院里最想看特效,科幻片是一个实现视效的最好的方式。但是在中国,如果一个电影公司想赚钱,不一定非要拍科幻片,拍《悟空传》也一样的,而且像《彗星来的那一夜》、《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这种烧脑科幻片会非常闷,不可能在中国票房取得好成绩,中国没有这个群众基础,所以电影公司没有驱动力去做这种烧脑科幻片。除非有几个特别有热情的制片人能一门心思做科幻片,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此外,中国曾经有过《珊瑚岛上的死光》、《大气层消失》这样的科幻电影,但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无人问津,现在的电影人已经不懂应该怎么拍科幻片了。“我跟他们投资人、制片人聊天,都说有很多问题,但回答不了问题在哪儿,因为全都是问题,没有能解决的,能解决的是资本,我有钱给你拍,你怎么花? ”在这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中,电影人和科幻人都在学习,等到真正做出一、两部成功的片子,可能才会知道科幻电影应该怎么拍。

谈及作品的影视改编时,陈楸帆指出,从小说到影视,其实要经过小说-剧本-影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转化,每个阶段都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操作。他以影片《降临》的剧本改编为例,指出了中国科幻电影的两种误区:其一,保留原作精髓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设定都不可用改动,影视作品要遵循影视的逻辑和规则。而中国缺少特别明白科幻这种类型片的制片人或者导演。科幻绝对不可能单独以科幻片方式出现,可能要跟动作、惊悚、爱情等类型做杂糅,导演要有能力判断科幻故事到底要往哪个方向着力,而不会削弱科幻的内核,主控的人必须要特别清楚;第二,《降临》的剧本改编耗费了八年时间,而中国人往往喜欢买下一个大IP后在一两年内做出来,但因为涉及到复杂的集体作业,科幻小说很难做到这么快,市场应该对在工业化水平及格线以上的国产科幻影视作品多一些耐心。他也透露,自己正在改编的作品中,“最接近完成的也是很遥远的”。

理查德·摩根的小说《副本》2002年即已出版,但在整整15年后,才真正实现了影视化。在他看来,电影公司想要赚钱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拍电影是要用其他人的钱去做一个不确定的项目。但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有热情的人,最初华纳公司买下了版权,但花了七年的时间以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能够成功,全赖一位女士的热情,她非常热爱《副本》,希望能改编成一部真正的电影,而不是给15岁男生看的无脑电影。她花了五年的时间兜售这个三小时零十分钟的剧本,后因过长又改编成了剧集。摩根还发现,项目最开始很难,但有热情的人会相互吸引,一旦项目这个雪球开始滚动起来,热情就会像黏合剂一样把大家聚在一起。

理查德·摩根还从多元化与低成本两个方向,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指出了两个可行的出路。在西方电影观众心目中,对科幻片的期待往往是有很炫的特效,而且美国人往往觉得科幻是拍给青少年看的,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元的电影类型和电影观众,在科幻小说写作里已经可以窥见端倪,譬如《降临》这类安静的电影依然可以做的非常好。此外,导演或制片人在构想一个愿景的时候,需要有一种“节俭”的能力,能够用有限的资源或笔触来完成宏大的设定。漫威电影《罗根》和1982年的《银翼杀手》都是很好的例子,电影的预算非常少,但它还是非常可敬地向我们呈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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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23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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