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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逛菜园子的汪曾祺

作者:李辉(作家)

20年前,1997年5月,一个消息传来:77岁的汪曾祺先生因病逝世。

那之前不到半年我还见过他。1996年冬天,旅居香港的黄永玉先生时隔7年首次返京,宴请了汪曾祺等一些老友。那天我也在座,与汪曾祺同桌,感觉他的脸色变黑了不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聊兴就高了。与他在一起,看他喝酒,听他醉醺醺地讲文坛趣事,真是一大快事。但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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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1990年4月,汪曾祺(中)在云南与晚辈作家在一起。

汪曾祺的去世也许与他饭桌上酒不离手大有关系,此外他也几乎烟不离手。另外,他外出参加活动,有人求字,从不推辞。听说1997年就是因此过于劳累,回北京后突然发病,肝硬化导致消化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大出血,虽经抢救,但5天后又再次出血,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他就这样走了,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也没有留下。

认识汪曾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请一批前辈为“居京琐记”撰稿,其中就有汪曾祺。一次,汪曾祺读到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极为欣赏,很快寄来读后感。他写了3页半稿纸,每页300字,字写得讲究,扑面而来清新、淡雅之感,少有烟火杂味。

他开篇即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是医生,不是作家,他也没有想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文学作品,他没有一般作家写作时的心理负担,所以能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汪曾祺强调散文应该富人情,有修养,有韵味。“文中没有很多感情外露的话,只是在写看到朱先生等人挨斗时,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认为他们都是上得无双谱的学者,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是我们觉得文章很有感情。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文章写得很短,短而有内容;写得很淡,淡而有味。”

淡而有味,正是汪曾祺散文的妙处所在。

比如,他这样写释迦牟尼的涅槃——

二月十五日夜,佛陀以吉祥姿势,静卧于莎罗双树间床上,时鸟兽无声,树不鸣条,佛陀心如止水,极为安静。至午夜时,月色皎洁,流星过空,佛陀进入涅槃。时莎罗双树变为白色,狂风四起,山川震动,火从地出,清流沸滚,天人擂鼓打锣,诸弟子捶胸痛苦,百兽自山中奔出,群鸟在林间乱飞,同为三界导师涅槃致哀。

文字干净简洁,韵味隽永,值得细品。

汪曾祺是有趣之人。身为作家的他,书画俱佳。在家里烧水煮面条,等水开时,他会画上一幅小品,一朵荷花与一只蜻蜓,味道十足,题跋就写“等水开”。他更会吃。一次见他吃大闸蟹,吃完了,大闸蟹的壳还颇为完整,让人大开眼界。

汪曾祺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住了不少年。我曾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请他加盟,他编选了一本,书名为《榆树村杂记》。读他的自序,我才知道“蒲黄榆”的来历:“我住的地方名叫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说,榆树村几年前还在,有片菜地,住的都是菜农。喜欢做菜的汪曾祺,每隔几天就到菜地里转悠。他自序中写得极妙:

人家逛公园,我逛菜园。逛菜园也挺不错,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好看。菜地的气味可不好,因为菜要浇粪。有时我也蹲下来和在菜地旁边抽烟休息的老菜农聊聊,看他们如何搭塑料大棚,看看先时而出的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接地气?就在于他喜欢与普普通通的人交往,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走进菜地,其实就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态度。他说,自己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写出的,故以《榆树村杂记》为名。

我为“金蔷薇随笔文丛”的每本都写了点评。关于汪曾祺,我写的是:“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认可自己的这些评价。

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做,就是请汪曾祺谈谈对沈从文的印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沈从文是他的老师。

写沈从文的文章不少,其中黄永玉和汪曾祺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黄永玉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幽默地写出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后让人感觉沈从文可亲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汪曾祺则以“寂寞”论述沈的文学,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大概受到了他的影响,习惯用“寂寞”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与人生态度。

1990年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有机会与汪曾祺进行一次关于沈从文的漫谈。他讲述的诸多细节,描摹出了一个相对立体和丰富的沈从文: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作文来具体分析,找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是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当然,有时他也出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我曾写过一篇沈从文印象,题目是《平和,或者不安分》。我觉得“寂寞”并不是沈从文的性格,相反,他很爱与人争论,曾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抗战期间还参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战等。我与汪曾祺谈到这个问题: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但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不过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汪曾祺给予了高度评价。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汪曾祺去世后,我策划的几套丛书都收录了他的书。人虽远去,但编其书,读其文章,便又可重温与他接触的难忘经历。

责任编辑: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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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08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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