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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精神苦力者”的回望

本刊记者 许晓迪

“两大书柜并立在墙前,六大层的书柜,每格长有1米,上面紧紧凑凑地竖立着我所有撰写的、翻译的、编选的、主编的书三四百本,显露出来的书脊,虽然不如隐着的书封面那么鲜亮美观,但也足以造成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印象……”

自从1986年搬入位于劲松九区的社科院宿舍楼,柳鸣九一直住在这里。三四十平方米的两居室,水泥地,白灰墙,“还是入住时的老样子”。唯有这两个书柜,是陋室里难得的一道“风景”。柳鸣九在他的新书《回顾自省录》中这样写道。

当《环球人物》记者提出想去家中拜会这道“风景”的缔造者时,电话那头,老人说自己人在医院,“如果不嫌寒碜的话随时欢迎,病房的伙食还算不错,你们可以到这里来吃午饭。”爽朗的笑声后,接着一串剧烈的咳嗽。今年年初,柳鸣九生了一场大病,而这次住院,已然是“二进宫”了。

记者如约在医院见到柳鸣九,老人身体虚弱,几乎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拍照时,他坐在沙发上,微微抬头,斜看向窗外,眼神明亮,若有所思,一如30多年前在萨特墓前的留影。当年,47岁的他初次访法,意气风发;如今,相比不少仍然举步轻捷的老同学、老同事,白发苍苍且“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的他,衰老得有些快。他似乎把自己“用”得太狠了,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编书、译书、写书,把全部的学识和岁月都化为书柜里的一册册著作:从《法国文学史》《巴黎对话录》,到《雨果文集》《加缪全集》《盗火者文丛》《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他的论著和译作结集为15卷的《柳鸣九文集》,共计600多万字。

不久前,柳鸣九又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秉笔直书,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望与剖白。“我要写的是一本忠于历史事实的书,忠于自己精神世界,忠于自己所作所为的书,而不是一本讲套话、讲假话、讲虚话的书。”在《环球人物》记者对他的采访中,“真实”也是他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语。

正如他在《回顾自省录》序言里所说:“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臂膊面世。这是思想者的本性,也是思想者的软肋,这是思想者的命定,也是思想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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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中的矮个子

“霍拉旭,很多事情都在你的哲学之外”。这是莎翁名剧《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被柳鸣九借用过不止一次。“因为它把一个道理说得很别致:世界上太多的事情,往往和人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就像他自己,本可以继承父业,轻车熟路地成为一个好厨子,但偏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界,白手起家,走进了外国文学的天地。

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身高一米六还差一厘米的柳鸣九,常常自称为“学林中的矮个子”,保持着一股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30多年前,他听到胡乔木以“勤奋”二字评价自己,当时不以为意,觉得远不如读书界同行的赞语;时至今日,年至耄耋,倒觉得“勤奋”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确切的概括。

1934年,柳鸣九生于南京,净重9斤。隔壁一位老先生,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他取名“鸣九”。

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走南闯北,饱经摔打。虽然只念过4个月的私塾,却有特别的“文化情结”,写得一手漂亮的筵席菜单。他不愿孩子们继续在炉灶与案板前团团转,凭一己之力,靠一把菜勺将3个儿子送进了大学。

柳鸣九上中学时,正赶上战争时期,时局动荡,四处漂泊。耒阳、桂林、贵阳、重庆、南京、广州、长沙,他曾在书中形容:“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周围是沉沉黑夜和惊涛骇浪。”

尽管辗转多地,生活窘迫,但每到一处,家人总是花最大的力气让他进优秀的中学,不惜付出“哗哗的大洋”。他上过的4个中学,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长沙的广益和省立一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名校。

1953年,柳鸣九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回顾自省录》中,他对大学生活的记载详尽而生动:

外省学子一跨进京师第一大学堂,就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我至今仍记得开学典礼的“盛况空前”: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汤用彤,教务长周培源,地理系的侯仁之、历史系的翦伯赞、西语系的冯至、东语系的季羡林……无一不是闻名遐迩的文化大家。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寅初的讲话,这位中外闻名的经济学家,秃头发亮,矮矮墩墩的,像枚炮弹,一上来声如洪钟:“今天,兄弟我向诸位表示欢迎……”

未名湖畔四年,我经常看见陈岱孙气定神闲地绕湖散步,看见周培源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地来往于各个教学楼之间,看见朱光潜一身布衣,夹着书本去教室上课……在这样一个名家荟萃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自己的“科班学艺”。这四年,无故事,无传奇,不过就是把课程一门一门地修好。那时,书包里总装着一个洋瓷碗、一把勺,教学楼、食堂、图书馆、宿舍,从一块阵地转战另一块阵地,像上足了发条的钟,分秒必争。

挤时间、开夜车,如此下来,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而且还老做噩梦,经常梦见一个炸弹从天而降,掉进自己的脑壳,在那里面开花爆裂。于是,不得不隔一天请假一次,骑车到西苑中医研究院去扎针灸,每天课后,还要到烧开水的锅炉房去,在一炉熊熊大火的旁边拢出一堆“文火”来熬中药……一番折腾,总算度过了危机,这大概是我北大四年生活中唯一有点情节的故事了。

正是从大学开始,“勤奋”开始成为人生的惯性。几十年来,我过的基本上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生活就像一块硬涩涩的面包干,但我却乐在其中。

“翰林院”新来的青年人

柳鸣九曾主编过一套《盗火者文丛》,把从事西学研究的“精神苦力者”称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之盗火给人间,实为崇高之举。他们面对多重压力,举步维艰,甚至无功而返,自身难保。在这样的悲怆境况中,他们的精神、人格、习性、风度、处世、待人,自有极其难能可贵之处。”

1957年,23岁的柳鸣九,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他将这里称为“翰林院”。当时的文研所,名师大儒比比皆是:何其芳、蔡仪、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柳鸣九与这些前辈“盗火者”们结交、共事,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开始自己的文化行程。他写下两卷《翰林院内外》,记述这些“大儒”们的习性风度与精神世界。

在“翰林院”,每周都有一次例会。对这一我们时代最为经典的社会活动,身为老革命干部的何其芳也发过这样的不满之言:“以前听说打麻将可以死人,看来今天开会也可以把人开死”。但也正是在这些“开死人”的会上,我们小字辈可以得见“大儒”们私下的鲜活与可爱。

比如卞之琳,每次都姗姗来迟,会议经常就以他的迟到表白揭开序幕,然后就开始大弹“失眠咏叹调”:从前一天夜晚如何上闹钟,如何服安眠药开始,如何一片安眠药不奏效又服上第二片,甚至情况更坏,还需要第三片,然后到了拂晓之前,总算有了一段沉沉的熟睡……把严肃的气氛冲得荡然无存。

再比如李健吾,每次都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但一边歌颂赞美着,一边总会蹦出“党国”“党部”之类刺耳的词汇。在座的都是“家里人”,知道这个老头儿是在真诚地抒发心曲,但还是为他捏一把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翰林们”开会从来都不太合规范,开着开着就成了“神仙会”。

在不断汹涌的历史年代,“翰林院”里的安生日子并不太多,书生的书桌经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倾斜、坍塌。一个个有头脑的智者,在“大跃进”中,照样得起早贪黑,砸锅炼钢;在围剿麻雀的运动里,照样得敲着脸盆,吆喝起哄;直至互相戒备、互相攻讦、互相扔西红柿、扔臭鸡蛋……偌大一个“翰林院”,狼烟四起,充满了阴谋阳谋,斯文尽失。

1972年,身心疲累的柳鸣九想找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蔽所,于是萌生了编写一本法国文学简史的念头,并串联两三位志同道合的“搭档”,共同办起了“地下工厂”。写作之初,他们就怀着强烈的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当时并不存在有朝一日出版问世的奢望,只不过是“对自己尽心尽力罢了”。

7年后,《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整部作品未作任何修改,未加任何粉饰,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奇迹”。

1991年,《法国文学史》三卷出齐。这部文学史,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且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多卷本外国文学史。它镌刻着柳鸣九曲折的学术轨迹和人生际遇,意义深远。

编选一代知识精英的必读书目

上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在上海演出。有人回忆:“演出最后一场时,前来‘截’票的人越聚越多。焦急的人群终于失去理智,随即爆发了一场数百人冲剧场的‘闹剧’。冲剧场的年轻人看上去并不野蛮,大多戴着一副近视镜,一派书生模样,他们拼命涌向剧场去寻找什么?”

他们寻找的正是萨特的思想。“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他人即地狱”“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成为当时的时髦语。“萨特热”也被称为“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

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正是柳鸣九;时髦青年人手一册的《萨特研究》,也出自他之手。

上世纪80年代初,柳鸣九刚完成《法国文学史》第一卷的编写工作。摸爬滚打了多年,他深感在外国文化这个地界里行走实在不易,20世纪更是一个“雷区”。他决定“让事实说话”,开始创办《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中第一集便是由他自己编选的《萨特研究》,出版后成为一代知识精英的必读书目。

然而,就在当时,也曾有人将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一起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成为批判对象并被禁止出版。所幸3年后,雨过天晴,《萨特研究》被解禁再版。对于西方20世纪文化文学的翻译介绍,从此欣欣向荣,蔚然成风。

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开玩笑道:“在《萨特研究》成为‘众矢之的’时,我曾被要求写出对萨特‘再认识’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做自我检讨,但我却辜负了这番挽救‘失足者’的好意,没有做违心的改口。如此一来, 倒捡了个‘有学术胆识’美誉的便宜。”

在《萨特研究》一书遭到批判的那个夏天,柳鸣九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藤椅上,低头看书,神情泰然自若。那本书,正是被围攻的《萨特研究》。“这张照片体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柳鸣九说,“站得住的东西,最后总能站得住。”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将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这句诗作为座右铭。淡然、旷达之中,也可见出老人学术之路的曲折和苦涩:他曾3次申请“博导”,3次均被“枪毙”,前后将近10年,最终仍以“落第”告终。

柳鸣九常常自比为“浅水滩上的芦苇”,渺小、脆弱;唯有凭借多思、勤奋,才能实现存在的价值。几十年来,他继承前辈“盗火者”的衣钵,倾尽心血与气力,搭建起一个恢弘的人文书架。2013年,一位藏书家请柳鸣九为他收藏的“柳氏学术产品”签名,虽然只带来一部分,但摞起来,高度竟然达到了一米八九,真可谓著作“超”身了!

推石上山的西西弗

在病房中,柳鸣九兴致高昂地让摄影记者给他和前来探病的“翰林院”老同事们合影。同时,也不忘与医务人员和农民护工照上一张。“他们是有精神的人、有人格力量的人,比起像我这样的书斋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国家的脊梁骨。”

在柳鸣九看来,自己不过是个“学术劳工”,在中西文化桥梁上干着“搬运工作”,“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不是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上等人,而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苦力’”。

谈及这本《回顾自省录》,老人认真地说:“这是为了还出版社的账,答应为他们主编一套《思想者自述文丛》。作为一个退休单干的布衣学者,我深知其困难,但仍有些不知深浅,居然还想试试80多岁老朽挑战困难的能力,而且,即使是惨败得一塌糊涂,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当下的学界,放大成就、拔高姿态者,美化形象、粉饰缺陷者,胸襟狭小、鼠肚鸡肠者,拉帮结派、相互倾轧者都大有人在,唯独缺少讲实话、讲真话的人。”柳鸣九对记者说,“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这样的学风、世风进行一番拷问,这可能是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吧。”

就在记者写作这篇稿件之时,收到了老人发来的长长的电子邮件,他写道:“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他们身处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其思想与态度、品行与操守,都给后世留下了若干示范和智慧。我想,这个项目的精气神就在这里,即使有不少困顿和尴尬,也值得自己去承受、去面对、去消解、去克服……

就写作自传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从一开始,我身上就背着‘著名学者’‘名士大家’的包袱,究竟哪样才不减弱头上那层少得可怜的光晕,要知道那都是花了大半辈子才争取到的。于是,写作的过程,就成为了跟功名心、世俗观的战斗过程。

在学术阶梯上攀登了一辈子,似乎已称得上‘功成名就’。如今身临墓外,最明智最彻悟的自我选择,就是要以残存的一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还想往上攀登的话,那绝不是名气的攀登、地位的攀登,而应该是人格的攀登,在最后一个生命阶段,多显示出一点人格的勇气和力量。

人是脆弱、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是徒劳,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责任编辑: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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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23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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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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