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类资质  中央新闻网站

张大春,像孙悟空一样写作

 

本刊记者 陈娟

人物简介: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代表作有《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聆听父亲》《大唐李白》系列等,其首部散文集《文章自在》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张大春已经有一阵子没写小说了,最近的一部是2015年的《大唐李白·将进酒》(《大唐李白》系列第三部),还被认为是“不像小说的小说”。与以往的高产相比,这位以“小说家”著称的台湾作家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究其原因,是他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写作教育上。

这变化多少与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有关。10年前,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女解开认字之惑,他特意挑选了89个汉字,用小故事的方式对之进行注解,写成《认得几个字》。如今,10年过去,孩子们的困惑也从认字转为写作文——这同样是困扰大陆和港台中小学生的问题。

眼看着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各种公式化、教条化的作文教育捆绑,以写作为生的张大春自然是坐不住了。他将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散文翻检出来,再选取苏洵、鲁迅、梁实秋、毛尖等古今诸家的文章做例文,编成《文章自在》,教人如何为文,于今年初出版面世。

“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考命题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在北京灯草胡同一个四合院客栈里,张大春拿起《文章自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他看来,作文是作文,文章是文章,前者不过是升学择业的敲门砖,大多用后即弃,“写文章则不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能力。”

 

 

QQ截图20170516172204

 

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

“《文章自在》可以说是我的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编写这本书纯属偶然。”这是张大春的开场白,如同他在台湾电台说书一样,宣示着一个故事的开始。

他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位小“学霸”。小小年纪就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关注着自己和同学在各个学科的评比情况。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填了几阙元曲《天净沙》,拿来给张大春看,要他指导。他问小女孩:“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对方答说不是,“是自己写着好玩的。”

“我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较劲的目的,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张大春说。但可以预见这难能可贵的文学兴味,随着考试的到来,以及种种为应付写作文所打造出来的修辞模式的出现,终将渐渐消逝。每每想到此,他都唏嘘不已。

“与其说是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写作文的能力,不如说这一切都有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张大春说。

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张宜,有一次写了一篇自己非常得意的作文,结果老师给了4级分(台湾中学作文满分6级分)。女儿心里难过,就和张大春讲起老师评分的标准,当他问起女儿是否从这次“挫折”中学到写好作文的方法时,女儿摇了摇头。

时隔不久,一本亲子杂志邀请女儿写书评。女儿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坐在车里用手机打出5篇书评,每篇500字左右。乍一看,这些文章像是专业书评家写的,意见鲜明,举证明朗,条理清晰。杂志社的人赞赏有加,还采用了一篇。

女儿开始陷入困惑: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也不知怎么就把作文写坏了。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所受的作文训练几乎是一样的。老师或者考官命题,学生必须揣测出题者的意图,或者去揣测阅卷老师批改作文的标准,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对吗?”作为一个父亲,同时又是一个职业作家,张大春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

他的电脑里,有一个名为“藏天下录”的文档,里面放置着近些年自己偶有所感时敲下的文字,大都是散文,且未发表过。经过加工整理,成书《文章自在》。所谓自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回归本我”。

在这本书中,他从命题、写作动机、用字、句法、叙事次第、语感等,写文章的方方面面“开讲”,但又不似课堂中的说教,而是从自己写一篇文章的切身体验入手,讲故事,道出写作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附上一篇文章,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个中道理。如《草蛇灰线》一文,他以夕阳为例,讲述如何铺陈文章的主旨,之后附例文《同里湖一瞥黄昏》,文中几乎没有关于黄昏景色的描绘,却处处透露出黄昏的情调:唱着苏州小调拉麦芽糖的店家,一张泛着油光的老藤椅……

“我始终相信熟悉、理解那些优秀的文章比死记硬背更重要,这种熟悉会转化成一种组织文字的能力,变成下笔的能力。”张大春认为孩子们从写作文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自主思考,知道在作文表达时要有主见。

大概30多年前,张大春在陆军通校担任教官,曾经给高中生上过作文课。为了诱发学生自主表达的能力,他在作文课上往往不给出具体的命题。有一次,他让学生们写一篇关于“哭之过程”的文章,要求是白描,200—300字。其中有一个孩子叫潘文隆,大致写了这样一个过程:一滴泪从右眼眼帘下流出,流过脸颊,发出晶莹的光,到下巴的地方消失。接着左眼的泪水也追了上来,在脸颊上停顿了一下,旁边伸来一只手,拿着手帕在脸上横着擦了过去。那是爸爸的手。

“这篇文章不长,过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它没有落入俗套,比如离开故乡哭,亲人分别哭,或赢得比赛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给人一种场景,很容易让读的人代入其中。”张大春说,这就是主见,有作者自己的思考和体会。“启发孩子立意远比教他如何揣摩他人的意图写好作文要好得多,而且这种能力一旦获得,便终身受用。”

 

20出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

尽管同样经历过作文考试和作文训练,但张大春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爱书的父亲,又遇到了几位好的语文老师。

追溯起来,张大春的文学兴味缘起于少时。父亲是原国民党军国防部的文职官员,1949年跟随大队人马撤至台湾,一家人被安置在眷村生活。张大春就在那里出生,当时家中并不富裕,只有一台收音机,少有娱乐。4岁开始,他便坐在父亲膝头,听父亲讲《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小学二年级时,在父亲的鼓励下他给《国语日报》投稿,写《我最喜欢的水果》。当时他最喜欢的是苹果,但因为贵吃不起,他就写了香蕉和桔子。“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始终觉得那是不对的,说了谎,‘修辞未立其诚’。”

他至今仍记得十二三岁时,有一次参加台北市初中作文比赛,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过来指导参赛学生,他第一次见到苏尚耀老师——小学时他一直在读苏老师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苏老师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写,“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虽说当时不是很理解,但这句话深深地埋在他心底。

读高中后,他又遇到一位魏开瑜老师——魏老师原本是一位中医,也给张大春的作文把了一脉。在一篇命题作文后面,魏老师用朱笔批字:“你的词汇丰富,可是为什么只会从正面说理?”后来,对照了贾谊的《过秦论》和苏洵的《六国论》,张大春才开窍:任何一条义理,都可以容纳相异的诠释。

魏老师还在一次课堂上布置了一场小测验:在《水浒传》中林冲夜奔那章文字中找伏笔与呼应,比如毡帽戴上与毡帽摘下,长枪扛起与长枪放下,等等。张大春密密麻麻找了很多条,老师给了一个高分。“这就是文本的结构。日后再看小说,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伏笔与呼应,自己写文章也会有这样的设置。”

“如果一直写作文,我就没法成为一个作家。”张大春很庆幸自己高中以后不用再写作文,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

1976年,正在读大二的张大春花了半年时间左右,构思琢磨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悬荡》,讲述一个曾有过自杀念头的联考落榜生,与十几名乘客一起坐缆车,因为故障缆车悬于半空中,整车人都惊慌失措的故事。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还获了台湾幼狮文艺小说优胜奖。那一年,张大春19岁。

两年后,眷村长大的张大春以眷村故事为主题写了《鸡翎图》,获得时报文学小说优胜奖,张大春也由此被推上了台湾文坛,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就这样,20出头的张大春凭着旧学根底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新鲜时髦的小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将军碑》《公寓导游》《四喜忧国》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每一部都极具魔幻写实色彩,人情典故信手拈来,却又着实可考可据;嘲讽各种近乎教条的怪现象,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轨迹中探讨人性。如《将军碑》,主人公是一位年轻时参加过重大战役的老将军,晚年陷入困境,一直处于神游和穿越中。这故事的背后实际上探讨的是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命题: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为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些作品的出现引起台湾文坛的轰动,张大春被称为“张大春闪电”“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那一时期,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兼职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但稿约不断。1988年,他曾进入到台湾一家报社担任副刊主编。工作数月后,他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当时,辞呈被报社拒绝,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复工后仍端坐原先的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张大春当然不是“白拿钱”,他每天要看30份报纸,将有趣的新闻摘录,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些包含着政治隐喻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最终结集《大说谎家》。

“写文章,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张大春说。依仗这一能力,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一颗不安分的心,张大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任意驰骋,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疆域和边界。

 

多变与“炫技”

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张大春,其童年被故土的无根感与历史的失落感充斥着,如同他自己形容的那样,“青少年处于交通黑暗期”。上世纪90年代,张大春化身“大头春”,以一个“伪少年”的身份重回青春。

在张大春的记忆中,他最早的一本畅销小说就是这本1989年的《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这部小说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又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读者则觉得搞笑。这本写法新颖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

进入新世纪,张大春似乎有点“厌倦”他长久以来所钟爱的实验风格,开始回归历史,回归传统,回归本土。

1999年至2000年,张大春出版了长篇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讲述隐居台湾的漕帮老大万砚方因触怒“老头子”离奇而死,万砚方和他的其他6个朋友留下7部著作。小说中的叙事者,也是书呆子“张大春”,意外读了这7部奇书,意外卷入万砚方案件,并为追寻历史线索,拆解谜团惹来杀身之祸。

“过去武侠小说的世界是虚拟的,既要结合历史,又要抽离历史。我就是要写点和传统武侠小说不一样的东西。 ”张大春说。《城邦暴力团》将武林、侠义、江湖、政治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证,但又似乎满篇皆是虚构,因此被冠之为“现代新武侠”。

3年后,张大春推出《聆听父亲》,以一唱三叹的繁复与浓酽的文字、绵密的情感,从家族的变迁写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作家阿城读完后赞道,“用惯了勾拳的大春,这次用了直拳,虽然简单,却直接打在读者的心脏,过瘾”;紧接着,他又写文学理论作品《小说稗类》,多次表现自己对中国传统叙事的推崇;近几年陆续推出的《大唐李白》系列,则是把历史、传记、小说、诗论融进一部作品。

因为多变,张大春一直被认为是在写作上“炫技”。如今,再谈到创作手法的多变,张大春回应说:“我并非刻意求变,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因主题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我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主题适合什么样的文类。”

好友莫言则评价他说:“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在野人”的观察

年近六十的张大春,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不论远望还是近观,他似乎总在微笑着,不大的眼睛在镜片之后闪烁着一种光芒,介于庄重与淘气之间。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显得有些疲惫,但仍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场。和他交流,既有趣,又很有挑战性。他思路敏捷,逻辑严密且妙语连珠,常常引经据典,不经意间就蹦出一首诗出来。

在提到文言文的写作可以开发自己情感的能力时,为佐证文言文语言的美感,他张口即来: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回头三十余年逝,不道消磨只数声。“知道谁写的吗?黄宗羲。短短28个字,就说尽了时光飞逝。”

张大春笑着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写古体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格律诗。早在高中时代,他便开始了这一功课,原本断断续续,自1998年起,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作了一首名为《晨春》的诗:掣笔拏云扫雀声,春风坦荡动春城。何如一夜幽州梦,都付千山饮马行。

“古体诗不借助虚词、介词来完成表达,非常凝练,但有很多值得想象的空间。这种压缩的美感和训练,能够有效地提炼写作者的语感。”张大春说,他现在已经写了八九千首古体诗,最近正在筹划出一本诗集。

从少年时拿起笔,几十年来,写作始终是张大春最为关注的话题。

“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张大春说,他更担心的是,技术的进步,比如手机出现带来的碎片化阅读,使得年轻一代的求知欲下降,写作能力也逐渐退步,“我只能在十楼拉一张网,拦住一些人,让下坠的速度不要那么快。”

而另一方面,他也让自己与文学圈保持着一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他一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选入“年度小说选”;自2011年起,他开始拒绝担任任何文学奖的评审。

4年前,张大春曾给周华健的一张专辑《江湖》撰写歌词,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在野人》。歌是这样唱的:“大人走马黄金台,黄金台上满座衣冠将相才……野人街头晒日头,日头晒我,江山锦绣,数风流……”张大春希望自己也做一个“在野人”,“在一个非常远而冷的距离里面,对现实或者也包括对历史,做一些比较亲切的观察,虽然冷,虽然野,但是观察是亲切的。”

 

责任编辑:王玮

声明: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 2017-05-17 13:10

标签

  • 作者:
  • 来源:环球人物网

评论(0)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

最新文章

印度火车限时睡觉:晚10点前不准睡 早上6点

{r[title]}

印度铁路委员会明确了乘客的睡觉时间,这一期间他们不得坐在下铺...

《芳华》退出国庆档 宣传方:与对赌和预售

{r[title]}

原定于9月29日正式上映的冯小刚新片《芳华》确认换档。9月24日,...

摄影师否认收李雨桐好处 自称曾与薛之谦关

{r[title]}

9月24日,泰国随行摄影师张梁,微博发文否认收李雨桐好处,自称...

baby穿短裙骑车上街 保镖一路护驾

{r[title]}

近日,有网友晒出在街头偶遇baby的照片。照片中,baby身穿白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