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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头烂额王小波的诗意世界

作者:钟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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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纷繁,红尘滚滚。转眼间,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年。一天,翻看旧信件时,翻出了一张王小波寄给我的明信片。邮戳时间是1997年1月21日,离他辞世只有80天。上面写着:

钟洁玲:《他们的世界》三联尚未退还,家里还该有,只是还没找到。我母又病,现焦头烂额,有即寄上。书的事还请上紧。王小波敬上。

睹物思人,往事又重现在我眼前。这张20年前的明信片传递出三重信息:其一,他写同性恋的那本书稿《他们的世界》,三联出版社已经明确不能出版了,但稿子仍未退还,于是就想寄给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可能出版;其二,已经交给我的《时代三部曲》,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让我上点心,并抓紧出版,只怕夜长梦多,一拖延又出不成了;其三,他的母亲正在生病及杂事困扰,令他焦头烂额。寥寥数语,反映出他彼时的生存状况:生活窘迫,出书困难。

记得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去世后,有位读者在写给我的信上说:“看过一篇悼念文章,作者说他有天去王小波家,王正好拿到一个驾驶执照,很高兴地说以后活不下去就去当货车司机。我看了很心酸,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在现实中却如此不得志,上天真是不公。我老是想起他,想起他写过的句子:我只能强忍绝望活在这世上。”

王小波从中国人民大学辞去教职以后就没了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他是体制外以写小说为业的写作者,却写得比一些体制内的作家好。也就是说,他以非主流的身份,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一口气。由于他的作品闯进了那个时代的两大禁区:性爱与死亡,因此出版屡屡碰壁,而他的作品到离世时也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他曾说:“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焦头烂额”这个词跳出来,狠狠地敲击了我的心。在我的记忆中,王小波不是“现焦头烂额”,而是一直焦头烂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风度翩翩,而是落拓疲惫、不修边幅。

初见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为了出版事宜。那是1996年8月。

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接近1米90的高个子;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褶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里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后,他带着我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正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电影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了些汽水,说:“我屋里没水。”我很诧异:“你不烧水的?”岂止没水!在他的写作室,仅有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和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的家呀!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得极其艰难,为找销路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但对此他并无抱怨,觉得写作本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并认定这是他的宿命。他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为自己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那年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7年1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到处莺歌燕舞,王小波依然焦头烂额。他与他的朋友,携着自己的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劳碌。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字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但奇怪的是,这副“残疾相”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信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王小波在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所造成,用女权学者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让他的幽默反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两隔。那天,他还是焦头烂额的。

他躺在棺木里,遗容安详,被化妆师修饰过的脸红红白白,但额头的一块褐色伤痕仍无法掩饰。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时,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开追悼会这天,《时代三部曲》还没有印出来。但我们把3本书的彩色封面打印了出来,铺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这是艾晓明的建议,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我想起王小波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诚哉斯言。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包括残稿全部出版,评论、纪念文章也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而在他幽默深刻的文字之外,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同性恋人群的学者,又为中国日后的同性恋研究做了很多的铺垫。

这样的王小波,可谓“生前寂寞,身后哀荣”的典范。正如有评论认为,“这位严肃作家在死后的时间里,被人们反复阅读、关注和讨论,在纯文学作品销量萎靡不振的当下,正体现了他思想的宝贵。”

责任编辑: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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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17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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