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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南扬:从失业者到曲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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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吴新雷献给钱先生的《真迹日录·南词引正》过录本(上图)。

42年以后,路工藏本《真迹日录》终于在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编者按:本文所记钱南扬先生相关经历,真令人唏嘘感叹。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或也有着近同的人生坎坷。基于他们的坚忍与执著,也因为有知遇者的荐扬推引,才使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段辉煌事业。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那凄雨中的一遍遍遮挡、冷风中的一次次援手,是那无私无畏的学术品格和人世温情……文中的陈中凡教授和郭影秋校长,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致敬。

钱南扬先生(1899—1987)是国内外闻名的戏曲史家和南戏学科的开拓者,他是浙江平湖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曾在吴梅的奢摩他室遍览曲藏,完成名著《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于1934年出版,奠定了现代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蜚声宇内。1956年,他受聘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之前身)中文系教授,却不料在1958年的一场冤假错案中被开除出来,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更没有料到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中凡老先生竟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力排众议,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杭州校方把他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我们要像觅宝一样赶紧去抢过来,发挥他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大作用。我当时是陈老门下的研究生(1960年12月毕业),曾经做过牵线搭桥的跑腿工作,深知其中起落跌宕的曲折内情。过去因碍于极“左”思潮时期的云遮雾障,只能避而不谈,闷声不响。现今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又欣逢钱先生诞辰110周年庆典,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学林逸事讲出来,以作永久的纪 念。

想办法把他拉到南大来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陈中凡老先生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伯乐,他在钱南扬先生遭难之时,竟敢鼎力推举,再三称许钱先生是戏曲研究的宝贵人才。这种胆识,这种眼界,这种能耐,恐怕也是少有比拟的。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字觉元,清末入两江师范学堂,研究经学。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足。当时恰逢曲学大师吴梅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大,与留校任教的陈先生比邻而居,两人结为曲友。1921年秋,陈先生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首届系主任,于次年便把吴梅拉来东南大学,使曲学在南京昌盛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梅避寇内迁,颠沛流离,涉险跻危,于1939年3月病逝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幸有弟子卢前(1905—1951),在中央大学传授其业。但卢前过世后,本校的曲学断了档。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谈起》,这使陈先生大为激动。这年秋后,陈先生招我为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年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来。我们南大在曲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打从20年代到30年代,吴梅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时,素来是联系演唱实际来进行教研活动的。”陈先生认为吴梅曲学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研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气概,这种学风,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所以他对我的指导方针,便是按照吴梅曲学的范式来进行,要我从看戏唱戏入门,特地为我请了一位老曲师教唱,还学了一些舞台艺术的基本知识。

其实,陈老本来是研究群经诸子和思想文化史的,曾先后出版了《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两宋思想述评》等 10多种专著。但自从与吴梅结交后,认识到民族戏曲的重要价值,转而从事古典戏曲的研究,大力提倡在南大中文系恢复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陈老为人宽厚、大度,鼓励我转益多师。他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吴梅的朋友,不足以承接吴梅的曲学事业,必得另外找一个吴梅的嫡传弟子来,才能在南大真正恢复吴梅的传统。有一次,陈老给我讲课,手里拿着一本钱南扬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元明清曲选》,赞叹地说:

钱先生这本书的选注功力十分扎实,精义甚多。他是吴梅的及门弟子,既能唱昆曲,又能搞研究。他到北京时,吴梅还在北京大学,而当他拜吴梅为师时,吴梅已来到东南大学。他到苏州吴家读曲,跨越南北,尽得真传。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要想办法,怎样才能把他拉到南大来!

陈老和钱先生非亲非故,只是读其书而佩服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他老人家为了恢复吴梅的曲学传统,一门心思要把钱先生拉到南大来,但由于互不相识,无从联系。

过了一阵,陈老跟我讲:“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派出去,请进来’。先派你到浙江师范学院,去摸摸情况,试探一下,看看是否能把钱先生拉到我们这里来!”陈老煞费苦心,通过南大教务处发公函到浙江师院,让我以“短期进修两个月”的名义,去拜在钱先生门下。在得到浙江师院中文系回函同意后,我在 1957年初夏到了杭州,得以亲聆钱先生的教诲。但调钱先生到南京的事,对方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试探不成,陈老只得偃旗息鼓,再也不谈此事了。

那边被打倒,这边来得好

过了一年,忽然有消息传来,钱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详细情况不清楚,只知道钱先生在60岁的1958年生出了一连串口舌是非,糊里糊涂地吃了冤枉官司。到了1959年1月,处分下来,钱先生被作为“白旗”连根拔,不仅剥夺了教授头衔,还开除了公职,被赶出了校门,弄得无处容身,落难到乡下亲友处暂住,处于失业状态。我把这个传闻告诉陈老时,陈老大惊失色。但惊愕之馀,又渐渐地生出了一丝喜色,喜从何来呢?他老人家说:“杭州校方既然抛弃了钱先生,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冷不防地去把钱先生接过来。”他在系里谈了这种想法,众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背地里窃窃私语,以为72岁高龄的陈老是“老糊涂作怪 ”,怎么可以把一个受到严重处分的被开除公职的人当作宝贝招来呢?但由于陈老是四代元老,是少有的一级教授,又是民主党派江苏民盟的第一把手,德高而望重,别人都不便当面去反对。

陈老不管三七二十一,胸有成竹地去找了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陈述了举荐钱先生的原委由来。他说:“南大要不要戏曲研究这个学科?要不要继承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如果不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正巧有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去把钱先生请进来!”陈老为什么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保举呢?他对郭校长是有一番绝妙的说辞的。他说:“从法律概念来讲,钱先生是没有问题的人。如果钱先生触犯了刑律,那就按律治罪,判刑入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不是罪犯,只是人家不要他了,失了业,但仍享有公民的权利。如果南大加以吸纳,是‘人弃我用’,完全合法。”这唯有陈老独具如此的胆识,别的人是说不起来的。恰好碰上郭校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待、有远见的党政英杰,他原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来南大后正打算为发展高教事业大施拳脚。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对陈老的建议爽快接受,一口答应。校长拍板,系主任点头,便由南大人事处安排具体事宜。

再说钱先生失业以后,茫茫然无所适从,想不到好音从天而降,南京大学派人来接他了!由于已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南大人事处用不到发商调函,也不牵涉到跨省跨校调动报批等麻烦事,只要按照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模式办理,手续十分简便。南大人事处给他报进了户口,按教育部规例,当时凡录用没有头衔的学人进校者,概称教员。工资不高不低,每月发给150元(当时南大助教的工资是53元4角),分给一套住房。遵奉陈老的经验,这件事低调进行,不能张扬,以防有人干扰作梗,多生枝节。一定要等好事办成后,才对外宣告“钱南扬先生到了南大”,那末,即使事后生风,也阻挡不住了。

1959年9月,钱先生欣慰地带了家眷到南大安居乐业,心里是感激不尽。他在教研岗位上勤恳努力,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虚龄是61岁,足龄60岁。

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好在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例,凡是在运动的风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如果能在首都高层次的报刊上露名,便等于是恢复了名誉,可以重回学术界。不过,这种事必得有什么机缘巧合,从民间发动,才能水到渠成。为此,我脑子里盘算多时,怎样为“钱南扬”这三个字恢复名誉?我跟北京《戏剧报》的执行编辑戴不凡商量,能不能发篇署名“钱南扬”的文章?他很同情钱先生,很想为钱先生解困,但要发文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含金量高的内容,才能跟编辑部的同仁沟通说合。他这么一讲,我心里有了数。终于碰到一次奇缘,解决了大问题。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游学京华,承蒙傅惜华、周贻白等专家指点我,说是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家里藏有昆曲的新资料,但路先生只吐露出一点儿口风,却秘不示人,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小青年,不妨去敲开他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那时各家各户都还没有电话,不速之客敲门而入是常事,主人都能谅解,不以为怪。事先我了解到路先生是个昆曲爱好者,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上了他的门。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老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桶,里面尽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我看到里面抄录的是《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为唱曲的人,我是熟习《魏良辅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新发现,而且立马拿给我考问异同。我看到《南词引正》的文本是根据文徵明的真迹录下的,里面大有名堂,当我读到其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不禁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词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他连声道:“常言说得好,红粉送给佳人,宝剑应赠义士。我乐意把这份珍贵材料送给你,由你去公布。”他让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举成名的大好机会,但我回到南京后斟酌再三,考虑到这份珍贵材料如果送给钱先生校注后在《戏剧报》上发表,那就能起到为钱先生恢复名誉的关键作用。于是,我把《南词引正》的过录本献给了钱先生,然后跟路先生说明了献宝的原因,路先生称许这是雪中送炭,是义举,甚表赞同,并配合钱先生写了篇短文,一起交给《戏剧报》编辑部。由于已跟戴不凡先生说合,得到特别重视: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戏剧报》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现了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目录用黑体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

《文汇报》刊发讨论引起广泛关注

这颗重磅学术炸弹在昆曲界引起了轰动,“钱南扬”的姓名重返学术界,宣告了钱先生的名誉得到恢复。学者纷纷撰文,和钱先生讨论昆曲的渊源。例如上海蒋星煜在当年7月1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昆腔形成历史的新探索》,钱先生为了答复蒋先生提出清唱还是戏唱等两个主要问题,写了《关于〈南词引正〉》,《文汇报》在9月2日即予发表。这样一问一答,“钱南扬”这三个字的名声又响了起来。

《文汇报》为什么能这样爽快地给予版面力挺蒋、钱的对答呢?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先有傅惜华和周贻白两先生在《文汇报》上发文为《南词引正》的讨论作了舆论铺垫。事情之由来是:因为傅、周是叫我做福尔摩斯到路工家里去访问的指引人,我不能一走了之,理应对他俩有所交待。所以我南归后写信把路先生示知《真迹日录·南词引正》的情况向他俩作了简报,但特别说明:为了给钱南扬先生恢复名誉,要力保钱先生的《〈南词引正〉校注》在《戏剧报》上一炮打响,重点凸显钱先生的成绩,我则隐姓埋名。此事得到傅、周的理解,愿意为钱先生公布《南词引正》做一些预热的工作。他俩互相配合,跟《文汇报》编辑部取得联系,《文汇报》先在 1961年4月8日刊载傅先生的《曲海知新》,蜻蜓点水般地预告《南词引正》的学术讯息,引起了读者求知的兴趣;然后在7月22日再刊载周先生的《〈曲海知新〉读后记》,说是“去年有人发现一个魏良辅所著《曲律》的抄本载于《真迹日录》”,更引发了读者的关切。他俩恪守学术道德,绝对不在钱先生复出之前抢先发表《南词引正》的条文,而是尽心地为钱先生《〈南词引正〉校注》的出场打前哨战。由于有了傅、周在前面铺路,所以蒋、钱讨论《南词引正》的对答得到《文汇报》积极快速的反应。钱先生的名誉顺利恢复,《戏剧报》、《文汇报》和南北学人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闻风而动,随即在重印《琵琶记(校注)》时,把署名“钱箕”更正为“钱南扬”,而且特约钱先生担任《汤显祖集》中戏曲集的校点工作,于1962年11月出版。接着,《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发表了钱南扬的《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第三辑(1963年)发表了钱南扬的《谈吴江派》。特别是《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1963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1964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如此这般,钱南扬先生的科研成绩在学术界又开花结果,南大重视戏曲研究的名声也就香飘万里了!

82岁时才姗姗来迟的教授职衔

难以逆料,“文革”风暴骤然来临,钱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也受到猛烈的冲击。红卫兵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他已经写成的《戏文概论》、《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都抄没了,他本人也被打入了牛棚。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钱先生在劳改队被隔离审查时,专案组通过内查外调,却把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查清楚了。据专案组宣示,钱先生被杭州校方打倒的原因,主要说他是四类分子,是历史反革命。因为有人揭发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是平湖国民党县党部的“清党委员”,说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经调查核实,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是他的连襟庄一拂胡乱地把他列入了“清党委员”的名单,与他本人无涉,根本不存在“刽子手”的问题。冤案查明,钱先生得到解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钱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只会用功读书做学问,个人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为人谦逊质朴,不擅言辞,不善交际,凡事逆来顺受,沉默寡言。即使遭到了天大的委屈,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不抗声发话。他有口不辩,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既不驳议,又不申诉,所以杭州校方一直没有给他平反。他不去要求落实政策,也不想恢复教授职称,心平如镜,安之若素。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时日里,钱先生在南京很开心,很欣慰。他振奋精神,重理旧业,七老八十之年,仍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教研成果。于1979年出版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了《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南柯梦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而由他校点的《汤显祖戏曲集》在上海一印再印,广为传诵。因此,他在学术界声誉日隆,国务院聘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文化部聘其为《中国戏曲志》编委会顾问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因其《戏文概论》等戏曲史研究的突出成绩,授予他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荣誉奖。总的看来,钱先生治学多方,能将资料、考证、评述和史论融为一体。他承继了吴梅曲学的特长,精研宫调曲牌、声律曲谱之学,能从昆曲学的角度校注《琵琶记》、《南柯梦》等戏曲作品。他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在北大时受业于钱玄同)造诣很深,又能从民俗学(在北大时与顾颉刚同学此业)着眼来通释戏曲词语,所以他的曲学成就既专且精,博得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

经历十年动乱以后,各高校开始恢复职称评定的工作。由于杭州校方始终没有撤销对钱先生的处分,他本人不去申诉,又不提出职称的要求,因此,他的教授头衔一直没有恢复。经其师兄弟任二北、唐圭璋、王季思等学者呼吁,系里于1981年给钱先生向江苏省“职称办”申报获准,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重新为他授予了在杭州失去的教授职衔,发给了教授工资。俗话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钱先生是82岁做教授,诚为盛世美谈。他在迟暮夕照最终的辉煌期,招收了两届中国戏曲史专业研究生,先后培植了俞为民、滕振国和周维培、朱恒夫、张新建等杰出的高第弟子,还有中外高级进修生如赵兴勤(徐州师大)和赤松纪彦(日本京都大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在戏曲史研究方面各有新的造就。钱先生的教研工作十分踏实,学风严谨,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不负陈中凡老先生当年的重托和期望,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以他为学科带头人,以俞为民等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主流的学术群体,使南大中文系在国内外南曲研究的学科领域里居于领先地位,其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吴新雷(为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昆曲研究家、红学专家,本文是其在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专题发言的修改稿)

文章来源: 《中国文化报》

拓荒补阙钱南扬

钱南扬:从失业者到曲学大家   钱南扬   ■ 朱家麟

《陆维钊诗词选》(西泠印社2005年版)卷一,有《钱南扬谜史题词》一首——

昔闻盲左传庚癸,秦客而今信有之。

太息苏黄文戏集,史臣终古忽瘦词。

河鱼麦麴费追寻,离合应怀北海尊。

不是江南钱阿九,更何人与话春灯。

钱南扬(1899-1987),我国著名戏曲史家、教授,名绍箕,字南扬,平湖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科,受业于吴梅。历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助教,武汉大学讲师,杭州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等,专攻宋元南戏。论著有《谜史》、《宋元南戏百一录》、《元明清曲选》、《梁祝戏剧辑存》、《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汉上宦文存》、《戏文概论》、《南柯梦记校准》等,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尤其《宋元南戏百一录》奠定了近代南戏学科的基石,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来戏曲史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戏文概论》则填补了我国戏曲史研究的空白。

钱先生是一位戏曲研究的大家,他早期著作的《谜史》,192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印行。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时又作了大量补充修正。

据先生家人介绍,钱先生1899年冬出生于平湖城西过家浜冯家老屋里,大门正对一个池塘。其少年倜傥聪慧,曾在嘉兴求学(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19年进北大中文系读书。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北大是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在校内大力提倡文学,号召同学搜集民歌民谣,校刊编印《歌谣》周刊。在此影响下,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钱南扬,在课余时间,对鲜为人重视的可又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之花——谜语,进行了拓荒性的探究,编采成篇章,陆续发表在《歌谣》周刊上。因此而起,他又与同学顾颉刚等志同道合者发起了“民俗学会”。

钱先生自幼聪慧、性格活跃,又好钻研,常在孩童玩灯谜和猜谜语等娱乐活动中,得“彩”最多。那时一年中乡间多次的神会、社戏,他总是带领周围孩子们去观赏。自动接受民间文艺的熏陶,也就是他“别具慧眼”写作《谜史》,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园地立下“首创之功”的由来之一。

陆维钊先生在“题词”中对钱先生的《谜史》作了高度评价,肯定了他对民间口头文学之花——谜语所作的拓荒性探究。钱先生在书中对谜语作了大量搜集、归纳、整理、修订,论述了它的来源、发展、变化。钱先生说:“做学问, ‘拓荒补阙’才有意义。”

陆维钊先生1899年3月3日出生于平湖新仓镇,钱南扬先生1899年12月18日出生于平湖城关。两位先生同籍同龄,原先并未相识。1914年陆维钊先生考入嘉兴秀洲书院,1918年在该校毕业后考入私立之江学堂。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在该校毕业,受荐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先生助教。钱南扬先生则于1915年入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作为同乡,两位先生同在嘉兴求学期间相互有所接触和往来。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钱先生曾在松江县中任国文教员。此时,陆维钊先生正在松江女中任国文教员。作为同乡同行,他们又同龄,且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早已是彼此钦慕的文友。所以钱先生的《谜史》(1928)出版后有陆先生的题词一首,也就顺理成章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先生应聘抵浙江大学(1952年后改名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后改名杭州大学,现仍返回原名浙江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而钱先生1956年8月至1959年夏也在中文系任教授。1959年秋至1987年春,钱先生调赴南京大学任教授。陆先生则于1960年秋至1980年春调任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任教授。两位先生同在当时的杭大中文系任教3年,乡情友情笃深。

值得一提的是,钱南扬先生在1949年9月至1950年7月,曾因时局回乡暂居,并受聘担任平湖县中国文教员一年。1949年12月平湖县中《第七届毕业同学录》编写时,应毕业生之请,钱先生曾为之作“序”,勉励曰:学业是没有止境的,毕业后大家要继续学习和研究自己喜爱的学问,多作交流。对家乡学子表达了殷切的期望。

笔者1958年秋至1962年夏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求学,蒙陆维钊先生授课2年,胡士莹先生(平湖人)授课4年。而虽久仰钱南扬先生盛名却未亲聆其教,盖因其专攻南戏,未能为本科生开课。钱先生将当时校方“对戏曲研究重视不够”,归咎为“盖目戏曲为小道,及时势使然”。但钱先生还是坚持走自己的研究之路。后因钱先生是专攻戏曲史的国内少数几位大家之一,遂受南京大学青睐而应聘去南大中文系任教。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为国内学者所公认,而且其著作在世界上如俄、日、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引起很大反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在钱先生离杭赴宁的第二年(1960年),陆先生也因书法方面的独特造诣,接受潘天寿院长之请调往美院。两位名师的专长得以充分发挥,于事业于自身,真是幸事。

记得我与钱先生在平湖曾有过一次晤面。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他回乡时到南河头八字桥堍外甥女陈娴老师家,我恰好与他在桥边相遇。我恭敬地叫了一声“钱先生”。陈娴老师向他介绍道:“这是平湖中学的朱老师,他是杭大中文系毕业的。”钱先生就笑着和我握手……我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和许多学养很高的老先生一样,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

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杭州大学同时会聚了三位大名鼎鼎且各有专长的平湖籍教授,不能不说是平湖的骄傲。

责任编辑: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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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0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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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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