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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雷,旁观中国诗歌“野蛮生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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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柯雷,荷兰鹿特丹人,生于1963年。1996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96—1999年在悉尼大学做讲讲师。1999年开始在莱顿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诗歌以及文化社会学、文化翻译等领域。著作有《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等。

即便已经知道柯雷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但听到电话那端“成、成、成”的回答,还是被这地道的“京片子”吓了一跳。

去年12月,柯雷的著作《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历经数年翻译,首次在汉语世界亮相。新书发布会上,洪子诚、唐晓渡、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张清华、周瓒、沈浩波等不同代际的学者、诗人悉数到场,几乎搅动起中国当代诗坛的半个江湖。

在一次次的中国之行中,柯雷背着背包走过中国许多城市,搜集民间诗歌刊物,结识各地诗人。他是中国当代诗坛的“局内人”,游走于诗人江湖,风生水起;也是超脱于中国本土的域外旁观者,以“局外人”的姿态带给诗坛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瘸子跑马拉松

上世纪80年代,是柯雷所说的“精神”时代,“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蓬勃发展,涌动着‘文化热’”。中国大陆诗坛一派生机盎然,朦胧诗人以文化英雄般的姿态浮出历史地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我不相信》)“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这些箴言名句流布之深远,即便是对诗歌毫无兴趣的人,也能随口背上几段。

彼时的柯雷,正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汉学。他是一个语言爱好者,上中学时,就已兼通荷兰语、古拉丁语、古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6门语言;上大学时,又上了1年的日语课、1年的俄语课和1年的希伯来语课。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几岁时就对荷兰现代诗歌产生兴趣,所以在学习汉语后,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中国诗歌研究。

莱顿大学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但有关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在当时,学校里唯一的中国新诗课程,是汉乐逸(Lloyd Haft)教授的现代诗歌课,讨论的主要是胡适、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卞之琳、何其芳这些著名的民国诗人。”柯雷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中国当代诗坛的情况,但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再加上没有后来这么好的交流机会,所以老师们也知之甚少。”

1986年,柯雷参加了一个中荷之间的交换生项目,在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得以亲见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的喧哗和躁动: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一举推出了60多个“诗派”,更年轻的一代站在“pass北岛”的旗帜下,一个流派一个宣言,以至后来诗人们自嘲,那简直是“当众挂出了60多片尿布”。当时流行的一句调侃是:“往窗外扔一块石头准能砸着一个诗人。”

留学北大期间,柯雷认识了北京诗人兼翻译家马高明。当时,荷兰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北京,3个人一起吃饭、喝酒,慢慢地有了把荷兰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计划。1988年,《荷兰现代诗选》出版,“和当时任何一种外国文学作品一样,立即销售一空”。如今在微信朋友圈,柯雷还看到有人“晒”出当年的“藏书”:橙色的封面上,印着一朵蓝色的郁金香。

通过马高明的关系,柯雷认识了几位诗人,“在诗坛混了个脸熟”。回国后,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心理语言学研究助理,同时也继续做文学翻译,与国内的许多诗人保持通信,“没有互联网,没有Email,都是用中文手写书信”。

在一篇文章中,柯雷将自己比喻为一个“非要跑马拉松的瘸子”:“外国人读汉语是很慢的:瘸子跑不快。别人在几个小时内能跑完的马拉松,瘸子却得一天一夜。但没准儿,瘸子在没完没了折磨自己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事情,最终跑完了,而且有话说。”

现在回顾“瘸子说”,柯雷觉得用“如鸟得水”可能更合适:有一种鸟,虽然天空(即母语)是其最自然的环境,但它也会潜水(即外语),也会捕鱼(即研究诗歌)。而柯雷,就是那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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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雷收集的民间诗歌刊物。

寻找诗歌的发生地

在《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序言中,柯雷写道:“了解诗坛只有一个办法,也是相当愉快的办法,就是待在中国国内,寻找诗歌文本,寻找关于诗歌的话语,寻找诗歌的发生地、它的活动、它的人。”

柯雷认为自己不属于那种书斋式的、冥想型的学者:“我非常热爱学术工作,但又不是那种最纯粹的学者。我也常常在屋里安静地写东西,但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提问题的人。我希望上火车,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看看他是怎么生活的,和他吃个饭、喝杯酒、聊聊天。”

这种紧贴现场的调查式研究,开启于1991年夏天。当时,柯雷回到莱顿大学读博士,诗人多多是驻校作家。“我们常常在一起演出,朗诵诗歌,有报纸采访他,我就去做翻译。”柯雷说,“最开始,我只是对他的诗歌文本感兴趣,但后来通过收集资料,发现诗歌后边藏着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多多是“白洋淀诗群”的核心人物之一。“文革”期间,他和芒克、根子一同来到河北白洋淀插队。他们阅读“黄皮书”和“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及文艺书籍),互相切磋诗艺,周围渐渐聚集起一批文学青年。

读博士期间,柯雷通过口述史的方式采访了很多人,慢慢了解了中国“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和写作。“我到芒克家,和他聊起那段历史,他很高兴,讲了很多故事,也给我看了很多老照片。我就在一边做笔记,感觉特别兴奋。”这些故事,作为素材和原始资料,后来用在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中。

柯雷的热情,使这些“地下诗人”也生出了重温旧梦的念头。“1994年的时候,我们聚了一大帮,去了一趟白洋淀,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从这之后,尤其是在90年代末,各种知青诗抄、回忆文章和“地下诗歌”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被埋没的诗歌英雄被文学史和思想史重新发现,白洋淀也成为诗人、怀旧者、文学史家的朝圣之地。

在与诗人们的交往中,柯雷渐渐发现了民间诗歌刊物的重要性。“民刊”特指那些未公开发行的、由一位诗人或一个诗歌群体自筹经费创办的非正式诗歌印刷品。从80年代直至今天,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和经典化的诗人,都是从民间诗歌刊物上成长起来的。

为了搜集民刊,柯雷背着背包四处旅行,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到成都、昆明、西安、南京、广州,天南地北,四处探访寻查。经过多年的积累、搜寻,如今中国当代民间诗刊已成为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特别藏书”。2007年,柯雷在美国“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网站上公开了100种民刊的信息,从1978年创办的《启蒙》到2004年创办的《剃须刀》,详细列出每一种刊物的年代、地点、核心人物和美学立场。

“中国诗坛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对很多诗人、学者、文学史家来讲,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去找他们,他们会很热烈地和你交流,希望了解你为什么对当代诗歌感兴趣。有时在遥远的莱顿,还能收到从中国寄来的民间刊物,这是一种尊重和信任。”柯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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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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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03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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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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