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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日本到底在担心什么

最近,安倍作为日本首相初访古巴。由于和李克强总理访问古巴几乎同一时段,并慷慨地拟免除古巴1200亿日元(约合9.96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占古巴全部未偿债务的三分之二。此举被媒体评论称,“日本在西半球开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新战场”。

实际上,此“战场”早已不“新”。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刚结束对中南美国家的访问,安倍就“接踵而至”,宣称“在进行高层营销的意义上,我认为拥有6亿人口的中南美是新的地平线”,并对基础设施出口等经济外交表示了积极意愿。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安倍有意牵制正在通过经济支援等举措在中南美提升影响力的中国”。

屡次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后,安倍接踵而至的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不断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深刻担忧。 在2010年日本GDP总量被中国超过后,这种忧虑更显得不加掩饰。

日本不甘心沦为“亚洲老二”,无疑是主要原因。 历史上,中日关系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公元663年,中日爆发首次武装冲突:白江之战。此战中国击败了日本,确立了在“东亚秩序”的“盟主”地位。第二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颠覆了东亚秩序。第三次,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但是,按照日本左翼史家竹内好的说法,“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 日本是向盟国投降的,当时的盟国主要是美英中苏,但日本只是向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不愿意向中国低头,也是日本不愿彻底反思侵略历史的重要原因。

另外,相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而日本则因通货紧缩等因素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民族向心力减弱。加之日本一些媒体刻意渲染 “中国威胁”,使日本民众产生危机意识。可以说,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日本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度呈正比。 数据为证:日本共同社民调显示,2013年初“中日军机对峙”时,要求强化美日同盟的受访者高达75。9%。正是在这种民意背景下,安倍政权在多数民众反对修宪的情况下,以“复兴强大日本”为旗号,采取“迂回战略”,通过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但是,重建军事强国的国策,并不为多数日本民众所认可。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反对“新安保法”。所以反对,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军费开支连年创出新高,影响民生改善;二是加剧战争危险,影响安定生活。这种矛盾困扰日本民众。

安倍政权同样陷入矛盾。因为,扩充军备“夺回强大日本”需要钱;为实现“入常梦”拉票需要钱;获取日本稀缺的资源需要钱;改善民生巩固权力基础需要钱。但最令安倍政权烦心的,恰恰是钱。“安倍经济学”原定2年实现2%物价的上涨目标,不仅至今无法兑现, 而且2014年4月份增加消费税和今年2月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反而加剧了通缩。2015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2.8322万亿日元,不仅连续5年逆差,而且再次创出新高。日本政府负债额超过GDP的230%,今年负债额已达1053.4676万亿日元(约合69万亿人民币),只能“寅吃卯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义GDP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同期名义GDP52162.74亿美元的42.91%。免除外国债务是什么行为,不言自明。

日本民众和政府如何摆脱上述矛盾?笔者认为,切实改善中日关系,与中国实现“经贸互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明智的选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访美时曾经表示,现在要成为军事大国,需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英国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大国。安倍是否也该想想自己的“金元外交”能坚持多久?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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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9-26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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