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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城者与护城人

许晓迪

书

书名:《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

作者:孔庆普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而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经在现代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成为遥远记忆中一抹淡去的风景。在为古城悲叹的身影中,梁思成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位,但他毕竟没有亲自参与拆毁工程;而对于另一位之前不曾被人关注的人物——孔庆普而言,含泪拆掉自己刚刚修缮过的城楼,无疑承受着更为巨大的精神痛苦。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的一个大家族,自幼在北京读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后因内战爆发经济拮据而无奈休学,转入一所公费职业学校就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

进入建设局、成为“国家干部”的孔庆普干劲十足。1951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市拨款15亿元(当时为法币,100元法币仅可买一张纸)用于修缮城楼,年轻的孔庆普带领他的工程队,用这笔并不充裕的资金完成了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的修缮工作。孔庆普每天骑着自行车在6个施工点“来回窜”,随身带着一本工作日记,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竣工时,他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阜成门城楼上,自豪感油然而生,还乘兴赋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然而,这段人与城的和谐时光很快就不复存在。1952,风向陡转。刚刚修复一新的老城楼成为阻碍新型城市建设的“障碍物”,上报的“城楼修缮计划”也被更换为“五年拆城计划”。由此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命运交集。他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时期”,而作为这一厄运期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他先后主持拆除了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在这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位技术专家的满腔悲情。当他拆到曾经费尽心力修复的阜成门时,久未写诗的孔庆普忍不住再次提笔:“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就这样,每拆一座建筑物,孔庆普就会对其进行仔细考察登记,用密密麻麻的数据勾勒出城市消失的轨迹。在“文革”期间,孔庆普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所幸这些笔记的副稿保存完好,在“文革”之后完璧归赵。

凭着这些历经浩劫的翔实资料,一向低调处事的孔庆普,在88岁这年推出《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一书,以其个人所见和职业经历,串联起北京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80年代晚期的城市历史。作为一个直白、较真的“技术派”,孔庆普的讲述并没有掺杂廉价的怀旧或矫情的描写,也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或对一些“大人物”的猎奇揭秘。他所呈现的只是那些调查、维修、拆除的古桥、城门、牌楼、门楼的技术状况和实施过程,是那些琐碎而扎实的数据、表格与图纸,是那些为“大历史”所遮蔽的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

在孔庆普平实的叙述中,显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内敛与深厚,其中既承载着普通人鲜活的生活经验,也叠印着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沧桑变迁。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同时也是城市历史记忆的守护者。

 

责任编辑:孙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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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9-09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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