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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十年十人·经济

 

   

 人物简介:樊纲,祖籍上海,1953年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图为2016年1月11日,樊纲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环球人物》记者 尹洁

樊纲给《环球人物》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在约定的时间,他像上班族一样走进办公室,放下公文包,与记者交换名片。面对镜头时,樊纲带着一点学者特有的拘谨,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的脸上逐渐露出笑容,那是一种“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能给你答案”的胸有成竹。 

过去10年中,樊纲两次被国务院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一次是2006年到2010年,第二次是从去年6月开始。樊纲说,委员并非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而是参与议程:“我们起的作用是讨论、发表一些观点。央行希望倾听更多的意见,以制定正确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樊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研究西方经济学。其间,他曾赴哈佛大学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朱绍文曾经提到,樊纲在美国读书时非常刻苦,经常因为走得太晚而回不了家,就在研究局的桌子底下睡觉。

从1991年起,樊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体制转轨的论文。他1996年出版的《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最早研究体制转轨的理论专著。进入新世纪,樊纲继续研究不同的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如何选择成本最低的改革道路。这些理论被称为“过渡经济学”。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处于加速转型期。樊纲认为,改革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上,而应发展新制度。“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慢慢就淘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私人经济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监管、调控机制也很不完善。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2015年10月,由于在过渡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和成果,樊纲获得了国内经济理论界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学术界认为,樊纲针对中国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状态提出的系统性论述和改革构想,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发现,为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整体:两次过热,余波未了

如果给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樊纲将其称为“两次过热”。

“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次是形势使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30%—40%,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尤其是房改后,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企业也投资、政府也投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为抑制过热,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那段时期,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

“直到现在,一提到‘宏观调控’这个词,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在樊纲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马上”:一刺激马上火起来,政府马上防过热,经济马上又下去了。

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随着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4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

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GDP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10月末,官方宣布4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

但是,从“4万亿”出台之日起,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甚至称4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

对此,樊纲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不过,他也承认,“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

刺激了一年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0年4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尤其是产能过剩。“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律。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樊纲说。

中国经济为何容易过热?樊纲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地方政府。“我们曾经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借债,但2009年危机一来又放开了,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债务。债多了,投资就多,经济就热,直到现在我们还处在清理、应对过热后遗症的状态中。”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说怪谁,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

对·于过热的风险,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当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托住经济,但力量不能太大,否则又要过热了。”樊纲说。

个体:此起彼伏,水涨船高

对老百姓来说,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

过去10年中,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2006年,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7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1800元;2014年达到2864元;2015年突破3000元。

 

2015年3月,广州某小制衣厂的老板在路边招熟练工,前来应聘的工人寥寥无几。

 

与此相对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去年7月,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2015年夏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6320元,其中北京以7873元排名第一,上海、深圳分别以7546元和6935元名列二、三。然而,早在2007年时,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5350元,深圳5280元、北京5000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物价的高涨,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

“就过去五六年看,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快。”樊纲说,“尽管如此,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城里留不下。我们调查的数据是,他们平均干八九年,然后就回到农村。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几年为什么闹‘用工荒’?如果他们不回去,新人又进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樊纲认为,“用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

不仅是农民工,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层也在“逃离北上广”。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而生存成本,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年后,往往趋于理性,退到二、三线城市定居,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

相比于收入的增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10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2006年,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到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1.2万亿元,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行走的钱包”。在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也在10年中迅猛崛起。去年,中国网购总额达到3600亿美元;“双11”期间,天猫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只用了12分28秒。

“过去10年,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购买力不断提高,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樊纲笑道,“还有投资。10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

 

2015年12月,广东东莞某工业园内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10年前,全球富豪榜和世界500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现在不仅进去了,而且排到靠前位置。但是,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甚至达到一流时,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7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中国以738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60,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10万美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中国人口0.4%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的财富。如果去掉富豪人群,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

“过去10年,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樊纲说,“那些占总劳动力70%的群体,农民、农民工,生活质量仍然很低,他们财富不多,更没什么金融资产。”

樊纲一直记得19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话。“当时韩国正闹危机,他却对我说:‘我羡慕韩国人,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

有资产才会有危机。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10年前这还无法想象。

纵论“十年之痒”

《环球人物》:过去10年,白领阶层收入减缓、压力变大,这是不是一种倒退?

樊纲: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过去10年,大学毕业生激增,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以前大家觉得进了国企很舒服,现在国企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拥护市场经济,现实中又希望过得舒舒服服的,有高薪铁饭碗。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舒服的经济。

《环球人物》:您同意“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的观点吗?

樊纲:我不同意。现在劳动力确实出现短缺,但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少了、孩子生少了,而是农民工早退。之前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让他们留下的机制,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这正是新型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是人的概念,不是土地的概念。其实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只要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就这一项措施,他就不走了。其他的方面,如住房、低保等可以逐渐跟上。

《环球人物》:过去10年,虽然收入和消费都在提升,但工薪阶层在花钱上还是小心谨慎、精打细算,也不敢生病,因为一旦失去工作,收入就断了。

樊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仍然落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大家主要还是靠工资,慢慢地积累资产。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产和金融资产。10年前,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在1万元左右,这是把农民工都算进来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相信有较大增长。不过,要想完全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在中国也不现实,未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也要考虑财产税。房产税讨论了很久还没征收,股票等金融资产收入也不征税。其实财产税可以均贫富,如遗产税,可减小富二代的比例。

 

2015年12月,山东青岛一招聘会吸引了近万名高校毕业生前来应聘。

《环球人物》:大部分税负会不会落到中产阶层头上?

樊纲:有这种可能。现在一提财产税,有钱的反对,没多少钱的也反对。其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富人因为开公司,有各种避税的办法,而中产阶层逃不了。

过去10年,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是免税的,但对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白领、金领,税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毕竟,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橄榄核的中间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中国的税收结构还要调整。税率要有利于人才的稳定,激励向上发展的空间。

《环球人物》:您赞同中国像欧洲那种高福利吗?

樊纲:当然不赞成。从经济学角度,高福利导致了高债务,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福利的问题在于,一旦你设置了制度,就收不回去了,父母那代给,现在不给了,大家就要抗议。福利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你设置的时候可能财政很有钱,但经济一波动,债务问题就来了,难以为继。所以在福利问题上还是保守一点好,别动不动就补贴、承诺。大家还是多努力一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一点。

《环球人物》:经过10年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水平上还有多大差距?

梵纲:差距还是很大。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去年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称“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虽然引发了外界质疑,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我们的汽车产业,很多品牌说起来都是国产的,其实连发动机还做不出来,更不用说飞机之类。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我们起步都比较晚。

其实,我们真正的差距不是技术,而是专注程度、专业精神。西方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专注琢磨一件事,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产品价格就比我们高10倍。中国是后发国家,这些年增长较快,新事物较多,大家很难耐得住寂寞。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浮躁,只要挣钱快、挣钱多就改行,沉不下心认认真真去做几代人的事业。

《环球人物》:中国企业和个人现在都很热衷创新。

樊纲: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跳跃式地急于求成。现在说到创新和创业好像很简单,星巴克里支个电脑就算创业了。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销售量,但没有解决产品本身的升级问题和专业化程度。如果产品不能做得更精尖,仍然不是一流产品。

《环球人物》: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过去10年专业性提升最快的地区,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樊纲: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经济规模不大,现在则需要到世界各地找资源,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会更加明显。过去10年,政策优惠都集中在中西部,沿海真的是靠自己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企业、高新科技的转型。

未来的地区差异会缩小的。内陆部分人口流向沿海,剩下的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质量都会相应提高。小城市货币收入虽少,但实际收入比例高,大城市则相反。最后达到内陆与沿海人均收入的均等。另外,我在内陆住的房子比你在北上广大多了,不堵车,空气好,压力小,寿命长……这些因素都要算进去。幸福指数不仅仅是数字,虽然你挣2万我挣1万,但你的生活质量没我高。

《环球人物》:下个10年,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状态?

樊纲:过去10年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因为两次过热,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得花些时间清理遗留问题。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今后能避免过热,持续改革,再获得10年到20年的高增长完全可能。当然,这种增长应该是正常的,不是GDP10%以上,那从来都是过热增长。7%、8%,再少一点可能6%,都是正常的高增长。等中国真正走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百姓生活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还需要时间。中国各个产业都有潜力,但最关键的潜力还是改革制度,把制度红利尽可能都挖掘出来。发展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中国人的知识潜力巨大,之前我们没有创新很正常,因为落后太远,只能赶紧学,吸收、消化、引进,再加上点山寨。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了,未来我们实现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崔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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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3-18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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