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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十年十人·文化

 

《环球人物》记者 王晶晶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八百里秦川,别看现在黄土飞扬,粗犷苍茫,也曾是一方皇天后土,孕育过十三朝古都,滋养过71位帝王,护佑过中国最尊贵的传统与血脉。 

文脉至今未绝。写过《创业史》的柳青,打磨出《白鹿原》的陈忠实,以《平凡的世界》传世的路遥,到如今依然活跃于文坛上的贾平凹……不一样的文风与气质,共同书写着黄土高原的深沉与厚重。 

他们的笔下,都是一片乡土中国,深藏华夏民族的根与魂。贾平凹则是乡土中国变迁的持续记录者。从1973年发表《一双袜子》起,他经历过中国当代文坛的各个时期,贯穿了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 

最近十年,更是贾平凹的活跃期。 

2005年,他发表了《秦腔》《高兴》。接下来的10年里,《古炉》《带灯》《老生》……部部都是几十万字的长篇,直写到2016年发表的最新作品《极花》。 

他写农民剥离乡土的艰难,写进城打工者的痛苦与彷徨,写村镇基层干部与上访,写向往城市却被拐卖回农村的女子。他写树、写草、写天、写地,写山石、写明月……明月山石清隽,苍天黄土无语,却在他的笔下蕴蓄着社会的巨变、人性的悲悯、命运的无常。 

还有什么比真刀实枪的作品更能代表文学?  

   

人物简介: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白夜》《古炉》《带灯》《老生》《秦腔》《高兴》等。图为2016年2月3日,贾平凹在西安工作室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在秦砖汉瓦间写作

数年前,在北京采访过一次贾平凹,认定他是一位内秀之人。心中自有乾坤,却不爱说话,回答问题时总是寥寥数语,惜字如金。后来,看到贾平凹一位同事摘录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蒙田的话来形容他:“可不是开门见山的人。这位先生眼睑下垂,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的神气,一边面带微笑,一边又郁郁不乐,叫人难以捉摸,要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忍不住就笑,简直是采访情景再现。

许是“一回生二回熟”,也或许是因为这次采访地点在贾平凹的“主场”西安,他爽快许多。工作室位于顶层13楼,临上楼电梯维修。《环球人物》记者一行只好扛着摄影、摄像器材哼哧哼哧爬上去,见到贾平凹,他一面惊诧,一面不忘打趣:“古时候拜高人,文官下马,武官下轿,再高的台阶都得爬,这是给你们下马威呢。”

一进门,这个工作室就让我们惊叹不已。它哪里是单纯的写作之地,简直是个微型博物馆。复式的单元房,从玄关处就摆着各种雕像、石刻、秦汉瓦当,一直延伸到整个房子。入内一看,地上摆了一层,多层格的柜子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当当,天花板也利用起来,该挂的挂,该镶的镶,于是博物馆又进阶成仓库。

再仔细打量,每样东西都摆放讲究。通向阁楼的台阶上,左右两边每层两只小石兽,一左一右,面向客人,夹道相迎。客厅当中台桌上是一块巨大的奇石,中间凹陷进去,似大砚台,又似聚宝盆,正胡乱猜着,主人开口解释了:“我名字里有个凹字,这石头正合我的名字。”

贾平凹喜欢这类“不言自喻”的物件。形状如蛙的石头、古董在他家里随处可见,他甚至找到了一块刻着“金”字的瓦当,反过来放着,字形恰巧是“平凹”。

书房里神仙瑞兽相伴,又格外文华毓秀。他被故乡人传说为魁星所点的“商山文曲星”,书桌对面挂的是老家魁星楼上的旧物件。房内一尊何仙姑塑像,手上执的都不是荷花而是笔。

贾平凹特意在书桌前放了一面铜锣,笑说“开工”时也会敲一声。民间俗语里有:“锣声一响,好戏登场。”贾平凹的锣声响过,恰如一条分割线,将都市的喧闹隔绝于书桌外,让他自由自在地于纸上刻画一条条山脉、一座座村庄、一位位乡人。

扎在心里10年的故事

《极花》是在这个书桌上写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是虚构的,但有原型。整整10年,原型的事都像刀子一样扎在贾平凹的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0年前,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贾平凹的老乡向他诉苦:人走了,又回那个地方去了。

话中的人,是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父母整整3年都在寻找,靠卖破烂每攒够5000元路费,便出去寻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打得头破血流地把人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主动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贾平凹当时惊得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这结局,“鬼都慌乱啊”。

10年里,贾平凹对这件事一个字都没有写,写不出来。正如他在《极花》后记里写的:“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3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100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3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6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他女儿的)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激愤、震惊、悲哀、不解,种种情绪困住了贾平凹的笔,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帮他脱去束缚。

现实则带给贾平凹种种思索。他是喜欢在现实里追寻的作家。年轻时,贾平凹的采风方式就很豪迈:一座秦岭,西起定西岷县,东到陕西商州,他是沿山走的,走过了横分中国南北的最大的龙脊;一条渭河,源头在定西渭源,入黄河处是陕西潼关,他是溯河走的,走的是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血脉。

作家冯骥才曾忍不住夸赞:平常到陕西去,基本上找不着贾平凹,就有一次,他《秦腔》写出来,见了一面,到他家玩玩。(其余时间)他就下去,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两年回来,一本长篇拿出来了。长篇正热的时候,找他就又找不着了。这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作家就应该在生活里,作家不是人前的,是人后的。

这10年里,贾平凹一如既往过着人后的生活。他跑了很多地方,大多是远离公路的偏远农村,包括陕南老家的大深山里,陕西咸阳以北的彬县一带,直到甘肃定西。

感受最深的是农村的衰败。“去了,一个村一个村的没人,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草半人深,有的院落从顶上开始裂缝、塌陷,因为一不住人,房屋很快就坏了。好多地方并了乡,因为连乡政府所在的小镇都没有多少人,还要设一套班子,太浪费,几个乡就合并起来。学校并校更早,那是从多少年前就开始了的。”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难题依然在困扰着农村,还有了新的问题——女性的流失。“很多偏远村子去了以后,不光是没人的问题,而是没有女人了。男孩因为赡养父母等问题,总还要回去。女孩不承担撑家的义务,更不想嫁回老家,宁愿找一个一同在城里打工的,或者漂泊在城里,都不想回去。出嫁的人少了,光棍就特别多。媳妇从哪儿来?”

这便与那个老乡女儿的事情衔接上。“拐卖人口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买卖婚姻在本质上与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抢亲没有什么差别,咱必须反对。如果是当时写,肯定也生气得很,咱设身处地,如果是自己家里人,你难受不难受?儿女在外面受罪,你当父母的想不想?但你反过来再想,那些人,找不到媳妇咋弄?为什么她最后又回去了?生了孩子,这是无形的绳索。被解救回来,我老乡他们父女、母女团聚了,可她女儿又母子分离。另外回来后,跟前人都知道她被拐卖了,还给人生了娃,没法说亲,家里想把她远嫁。她可能觉得如果那样,还不如回去。日子过长了以后,那家人可能对她也不错。虽然愚昧,但本性善良,并不是那种恶贯满盈的坏人。”

《极花》中,贾平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让这个叫胡蝶的女子唠唠叨叨,一笔笔描摹出她从被拐到获救,再到重回“火坑”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看起来写的是倒卖妇女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单纯写故事,而是写目前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面临的一些困境。”

 2007年9月23日,贾平凹在西安图书大厦举行新作《高兴》的签名售书活动。


记录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贾平凹:“不惜对现实、对日子做着社会学意义的忠实记录——这种写作变化,从《秦腔》就开始了”。在谢有顺的眼里,《秦腔》之后的10年,“贾平凹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期,同时也创新了乡土文学的写法——《秦腔》仿写了日子的结构,以细节的洪流再现了一种总体性已经消失了的乡村生活;《带灯》貌似新笔记体,介于情节与细节之间,疏密有致,小处清楚,大处浑然,尽显生活中阳刚与阴柔、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双重品质;《老生》则讲述了经验的历史,把物象形态与人事变迁糅合在一起来写,进而呈现一种现实的肉身是从哪里走来的。”

《秦腔》是贾平凹第一次全面写到他的家族和村子。那些年每次回乡,村里的变化离他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他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秦腔》中,有对过去的缅怀、想念,也抒发着农民剥离乡土的艰难。

同《秦腔》类似的作品还有《高兴》。《秦腔》如果是一群人的剥离乡土,《高兴》就是一个人的历程,人物原型是贾平凹的发小,两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贾平凹鲤鱼跃龙门,成了著名作家;“刘高兴”则在当兵复员后回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年过半百后进城,靠收破烂为生。他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却注定无法融入城市。

 2015年10月,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在陕西西安上演。


《带灯》则是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写一个被现代化进程裹挟的村镇。单行本出版于2013年。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工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事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带灯”,与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打交道,解决最基层的问题,这其中有苦恼,有矛盾,也有担当。

2014年的《老生》,更是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4个故事跨越20世纪初到当代——李得胜、匡三、老黑们的“革命”;马生、栓劳、白河们的“土改”;老皮、刘学仁、冯蟹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老余、戏生们的新时代“发展”。每个故事对应着一个时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几乎全有了对照。

乡土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无可挽回地沦陷着,这是时代的苦痛,也难以否认是时代的进步。贾平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一个作家,肯定不能像决策者一样,去从各个方面考虑国家怎么个走法,政策怎么个制定法。作家思考的,可能只占其一点吧,对什么有兴趣就深挖这个东西,别的啥都不管了。当然希望是全面把握,越全面越好,慢慢积累,帮助大家思考这个东西。”

在贾平凹看来,在每一次社会剧变的潮流中,人性都得到了特别充分的表现。“它给了人们表现的机会。于是你可以思考很多问题,体制的、人性的……平常这些都看不出来。人是很复杂的。比如我看到你的善良、优点时,说明我本身也是善良的。如果我看到你身上的丑陋、罪恶,那我本身也是丑陋的、罪恶的。而环境会改变一个人,你在乡下的院子里,随意吐痰,脚蹭点土就能埋了,瞌睡了脱了鞋就上炕,那个环境让人放松,对主人也不用敬畏。到人民大会堂就得西装革履,一举一动表现出高贵。人毕竟是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有本性,只不过有意识地用文明来调和这个东西,才表现讲礼貌、有秩序等等。但人身上本质性的东西还是一直存在的,到了特定场合、特定情境下,就会显现出来。”

大转型年代,同时伴生着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往城市涌聚。那些模样端正的,有点本事的,很多确实在都市里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能让自己落根的工作,宁愿过一天算一天,每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这个困境,这些在城市化道路中被牺牲掉的人,或者说这些年里那些你所见到的心里没有办法说哪儿对、哪儿不对的事情,那些纠结的东西,就是我想写的文学。文学就是触动你心灵的、让你左右为难的那些东西。你看到好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很纠结没办法说清的时候,就把这些很隐秘的东西、很柔软的部分拿出来,就对了。”

文学一贯的大胸怀

《老生》出书时,封底印过贾平凹的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他是那种心怀冷暖、肩担道义的作家,曾经自叙道:“‘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条命运之路,贾平凹经常回望。“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太多的变数,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是他写作《老生》的初衷,也是他文学一贯的大格局、大胸怀。

贾平凹生在陕南商洛秦岭边上,恰好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处,属于“秦头楚尾”。他有着南方才子的灵秀、浪漫文笔,却一直告诫自己不能堕入纯粹的小巧精致或者轻佻油滑中,时时警惕。长期生活在关中平原,让他的文风愈显厚重。

他曾说过自己写作时的选材,“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既要是个人的,又要超乎个人,是大家的,是社会的。”贾平凹称之为“同感”题材,“比如几十个人一起去旅游,中午12点你肚子饿了跟司机提议吃饭,同行的人也都饿了也想去吃饭,你的饥饿感就是大家的饥饿感,你的提议就得到大家的响应了。如果在上午10点钟你提出去吃饭,我估计没有人响应你。”

从这10年或者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说,文学正一步步边缘化,贾平凹称之为“地盘越来越小”。

“‘文革’前,文学里虚假的东西多,一篇可以,两篇可以,今年可以,明年可以,十年八年就不行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里,中国文学里批判、揭露的成分比重那么大,中国人对批判、揭露式的文学作品渴求度那么高,也有这种历史原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纸、电视等开始“抢夺”地盘。“原来这个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某个作家先写出来,人都觉得离奇,就火了。而报纸、电视发达了之后,文学这种揭批现实的功能就弱化了。”

各种流行文化的发展,更是让文学越来越纯粹,“因为娱乐的功能去掉了,甚至连教育、教化的功能都在减退。其实这也是对的,社会慢慢在发展,分工必然越来越细。但文学这东西,也肯定消亡不了,因为它关照内心。就跟宗教一样,再进步、再现代化,都有人需要宗教。”

曾经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从保守到开放、从晦暗到斑驳的时期;近10年,又眼见着文学和这个社会一起摸索前行,曲折往复……保守的、先锋的,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民族的、西方的,一路走来,就有了现在的贾平凹。

《环球人物》记者想请他谈一下中国当代作家,他很谨慎。“话不好说。咱毕竟不是评论家,对某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全读的话,很难公正地去谈。从目前看,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目前还活跃的人里,我是年纪最大的。这批人都变成老作家了,很成熟了。你看现在,‘80后’与‘50后’同时期活跃着,‘50后’能到啥程度,我看也就现在这种程度了,而人家‘80后’,生命还早着呢,再过50年都能写。其实同年龄段同时期去比较才公平。中间‘60后’‘70后’里,也有很多人,比如迟子建啊、毕飞宇啊,也写得相当好。”

还有个区别,“‘80后’作家的经历更固定一些。我们却是大起大落,小时候很贫困,上了几年学,‘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后来又下乡了、又改革了,把中国剧烈变化从开头到现在都经历了。也是个财富,能写的东西多。”

变与不变

十年,对于贾平凹来说,不仅仅是深思一个故事,写几本小说。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风水的看法在变。“古老的西安为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它前有渭河,后有秦岭,历史上灾难少,风沙少,气候好。但现在雾霾一来,反而成了坏事情了。这个风老不得来,雾霾老不得走。”

书法在变。工作室客厅里挂着他自己写的字,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如今这幅挂了有一年了,“神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意境大,字也大,气势磅礴。

写作的境遇在变。他不是没经历过挫折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评论家们一度批评他文章变得灰暗、悲观,他吸取批评,躲到陕西的几个小县城里继续创作。上世纪90年代,更大的打击袭来。1993年,他出版了反映城市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废都》,前半年好评如潮,后半年风向突然变了,书成了禁书,省作协、市作协层层开座谈会,处处是批评。加上身体病痛,他一度疲于应对。但仍丢不下写作,用陕西人骨子里的生冷蹭倔一点点码字,用一页页文章为自己疗伤。长篇小说《高老庄》1998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怀念狼》出现在《收获》杂志2000年第3期上,再到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这整整十年,一定也难以忘怀。

之后便是更多的佳作频现。2008年,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听到消息,有记者问他当时的心情,贾平凹只说了4个字:天空晴朗。然后出去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次年,《废都》解禁。

不变的更多是内心的东西。

 

贾平凹的书桌。(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依旧用一支笔纯手写创作,不用电脑。他不信任机器。早些年买过电脑,结果打字关死活过不去:用拼音,一开口就是满嘴的陕西话;用五笔,手指头不听使唤;用写字板,笔画不规范,显示出的多半是错别字。最终还是扔掉电脑用手写,反而更快。

尝试过微博,只在2010年年底发过一条简单的“圣诞节快乐”,便引来24.6万的粉丝关注。他干脆再一句话也不说,只偶尔在博客上发零星文章。

依旧醉心于收藏,且兴趣庞杂。《环球人物》记者捎去的杂志里,附赠一张猴年生肖邮票,他接过很是欢喜:“我听人说了,这邮票红火得很。”

依然悲悯。老朋友说他“下脚都怕踩着一只蚂蚁”。《环球人物》记者们采访结束,扫罗苹果、点心时,得知他家里有只老鼠,已“养”了4年。朋友送他一个带陷阱的笼子,放了一晚上,他一夜担惊受怕把这条小生命“祸害”了,清早起来又把笼子收走。老鼠啃了他最珍贵的拓片,他狠骂一顿,骂完又笑:还是只“文化老鼠”。

 

贾平凹收藏的“平凹”瓦当。(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最后一个问题谈及写作,他坦率地说:“没啥变化。干这行总想不停地突破、提升。但难得很,提升一点点都了不得。随着自己的追求、年龄、阅历,写作肯定也要不停地变化。或许变好了,或许还不如以前了。这几年来、十来年、几十年吧,我还能问心无愧说自己是潜心创作,而不是说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确实是在写作中追求一些东西,写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就这样简单地过来的。”

责任编辑:崔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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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3-18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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