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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远征缅甸的“第一将军”(4)

“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

2015-10-08_154502

2015年8月13日,戴澄东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 毛予菲 摄)

父亲牺牲的时候,哥哥还在读中学。那天,他正在学校玩双杠,高年级的同学走过来问:“你爸爸是戴安澜?”“是。”“死了。”哥哥听到手一滑,从双杠上摔了下来。回家后,母亲已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两个人抱头痛哭。母亲曾收到父亲从前线寄回的“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家书,但真正面对父亲的死讯,还是没法接受。迎接父亲棺木时,母亲哭得撕心裂肺,一定要开棺见人,几个抬棺木的士兵劝了好一阵子,说“公殡过了才能开”,母亲才作罢。

家里没了主心骨,母亲很消沉、也不想活了,后来才慢慢坚强起来。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过得很苦,炒菜放很少的油,冬天穿着单裤。父亲生前节俭,除了几件好点的衣裳,什么也没留下。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给的20万元特别抚恤金,母亲还是全捐给了戴安澜高级技术学校,作为办校经费。为了生计,母亲带着我们耕地种菜、种棉花学纺织,很是辛劳。她还要照顾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奶奶、叔叔和姑姑,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父亲牺牲后,我们住在贵阳,而父亲的棺木一直在广西。后来日本人打到广西,我们将父亲的棺木迁到贵阳。抗战胜利两年后,母亲带我们去了南京,又多次找政府,终于将父亲的棺木运回家乡,安葬在芜湖赭山北面,坐朝长江和故乡无为县。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夕,有人找到母亲,希望我们全家能去台湾。母亲拒绝了,她说:“安澜葬在哪里,家人就要一辈子守在哪里。”

很多年后,母亲还是常常提起父亲,她总唠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母亲说,父亲的魂还在缅甸,他牺牲的那座寺庙里。1971年,母亲去世,和父亲葬在了一起,但她的心愿成了我的心事。2007年我退休了,就想着要去父亲牺牲的茅邦村祭拜,把父亲的灵魂迎回来。

2011年,我去了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坑坑洼洼的土路,行走十分不易。我很难想象,父亲与战士们行军打仗,要经历怎样的苦难。如今,茅邦村已被废弃,寺庙只剩墙基痕迹。我拿出手抄的《陀罗尼经》焚烧,跪在地上祭拜起来。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一位当地人告诉我,灵魂不能暴露在太阳下,这是你父亲来与你相认了。

这次前在缅甸,我还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东瓜、棠吉。有一座碑上刻着“中国远征军纪念碑”8个字,据说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仅剩下这一座。我想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建一座第20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一份战士名单。当年赴缅作战有9000名官兵,死伤5000名,名单上却只有56个人的名字。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举行了盛大阅兵,很多老兵受邀参加,我姐姐戴藩篱也坐在参阅敞篷车上。她跟我说:“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我们为父亲,也为更多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先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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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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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10-08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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