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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之重庆:蒋介石的巅峰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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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录音公布;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签降书;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签降书,并交出随身佩刀,以示缴械投降。

历史定格,继续向前。7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纪念什么?

纪念无与伦比的胜利——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首次赢得对外战争的彻底胜利。纪念无以计数的英雄——380多万军人伤亡,3500多万军民伤亡。纪念我们民族的精神——战时,众志成城,英勇牺牲;战后,珍爱和平,开辟未来。是这样的精神,让抗战成为史诗,而不止于悲歌。

为什么应该纪念?

因为在抗战之前,中国是一盘散沙,没几个人习惯用“中国”这个字眼;在抗战之后,筑成了新的长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国家意识。因为在抗战之前,西方看中国,是一个沉沦为半殖民地的世界;在抗战之后,西方看中国,是一个站立的、英勇的盟国。

为什么必须纪念?

因为历史尚未远去,就已经被涂抹模糊。在东方,日本至今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众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使其重新成为“可以作战的国家”。在西方,中国对二战的贡献长期被淡化。英国人拉纳·米特的新书一针见血:《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是时候还中国这个盟友一个迟来的公道”。这公道是——中国战场开始最早,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牵制了68.6%的日本陆军师团,以贫弱之国顽强承担起东方主战场的血与火,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巨大。

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不是无谓的争论。无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都是全民族的携手患难,都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节大义。不是“颠覆”的解读。蒋介石指挥组织了22次会战,其战争之多、牺牲之惨烈,不容否认。但是,他的苦苦努力,始终局限于片面作战,单纯依靠军队和政府,未能调动亿万百姓。因而他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历史洪流之“势”。

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有石破天惊之效。“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人们第一次刷新对东方战局的认识:中国会赢,中国肯定会赢。世界的目光开始投向“迷人的延安”。纵观沦陷区日军的回忆录,无一不哀叹那无所不在、又无影无踪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同样不容否认。

为了最好的纪念,《环球人物》记者分赴重庆和延安,推出“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系列报道。借由这些文字,我们把历史带向未来,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英雄!

向全民族的抗战致敬!

1938 衣冠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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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重庆,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政八年。八年里,他四迁官邸,从最初落脚的“重庆行营”到曾家岩的住所,从沙坪坝的林园到黄山的云岫楼,这四座官邸记录了蒋介石抗战中的大多数侧面。

如今,在重庆乘坐3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南岸的黄山。这里与市区一水之隔,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抗战艰难时期,蒋介石常在云岫楼歇斯底里地大叫,以排解心中巨大的压力与苦闷。云岫楼往下百米,是蒋氏夫妇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70年多年前,一国元首与他雍容华贵的夫人仓皇躲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的尴尬时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暗淡记忆。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悲壮西迁

今年90岁的重庆市民张林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重庆,一夜之间拥进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

迁都的决定前一年就有了。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重庆,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思量。“早在1935年,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借追剿红军来到四川,当时他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是一个合适的陪都之地。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夜色中乘舰西上,承担先行入渝的任务。“当时林森已经70岁高龄,就个人而言早已不愿奔波,但他承担的是带领行政、立法、司法等五院迁移的重任。”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道。蒋介石为林森送行,林森反复告诫他“将来一定要再打回南京”,甚至立下了遗嘱交代后事,以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蒋介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他并未握有对各派系的实际控制权。党内,是战是和争议不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一直“主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还反过来批评蒋介石“优柔”。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而蒋介石意识到,在抗日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内战必起。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抗战国策。

军中,中央军之外,是大量的地方军,各自听命于军阀头目。蒋介石拉拢了一批人加入主战派,比如桂系的白崇禧。但是,当他把保卫南京的责任交给两度背叛过他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时,唐先是奋勇坚守,后来崩溃突围,最终弃都逃亡。这一切行为,未必在蒋介石的掌控之内。

蒋介石丢掉了他的首都。他发表了一份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告同胞书:“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西迁之志虽然壮烈,西迁之路却陷入混乱。这并非今日文艺青年幻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迁都之路,相反,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的抗战名将孙元良回忆:“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蒋介石竭尽全力,为西迁争取了几个月时间。10月24日,武汉沦陷,蒋氏夫妇在被炮火映得发亮的夜幕下,匆匆登上一架民营飞机,飞抵衡阳,又辗转长沙、广州、桂林,在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飞抵重庆。

到1939年前夕,一年之内,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一下子膨胀到150万人,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用一个悲壮的词形容了这一幕:“衣冠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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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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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8-21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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