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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真相不能交易

质疑三菱避重就轻,忧心国内各立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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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7日,康健在律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李雪 摄)

人物简介:康健,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

康健是最早介入二战受害者诉讼的中国律师之一,但20年来,在媒体记者眼中,她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不少记者把她律所的名字都搞错了。对于这些她从不在意。但对有些事,她非常在意,而且字斟句酌。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三菱与中国劳工受害者谈判团达成全面和解协议”的消息。正当引发国人叫好之时,康健言辞激切地泼了一盆冷水,条分缕析三菱偷梁换柱、避重就轻的种种作为,并表示“绝不急于求成而出卖道义和尊严”。

低调谨慎是一种策略

康健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一个高档小区,时值8月,院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进得门去,左手几间深棕色的门紧闭着,靠墙一溜儿资料柜,柜顶摞着一些标牌,只能看到其中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实习基地。右手两张老式黑色皮革沙发,背靠一个储存杂物的小隔间。几个工位占据了客厅的中心位置,飘窗上随意摆着几盆绿植,两边垂着半旧的窗帘。与一些时尚精致的律所不同,这里平实朴素,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和自我标榜。

“康律师正在打电话,请您稍等。”招呼《环球人物》记者坐定,两名工作人员静静地回到了电脑前,偶尔讨论一句工作。一扇关着的门里,隐约传来康健的声音,底气十足,滔滔不绝。其间,康健出来一次,分派了一些工作。她年近六旬,娇小干练,微微烫过的头发有些蓬松,半袖衬衫,齐膝黑裙,坡跟皮鞋。“不好意思,手头有点事,再等我一会儿。”她客气地道歉,又旋风似的回到屋里,继续打电话。

半个小时后,康健走出来,把记者迎进了另一间办公室。话题从近期三菱与中国劳工和解开始。就在报道后不久,8月3日,几家二战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团体表示,虽然不尽满意,但考虑到幸存者年事已高,时间迫切,“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对此,康健坚决反对让步。她首先对三菱的表态提出强烈质疑,“三菱把它当年跟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实施的强虏中国劳工的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被动接受劳工;把对劳工的奴役说成使用;把折磨致死的722名劳工轻描淡写地说成死亡——改变了性质,暧昧了事实,这种谢罪能称得上是真诚的谢罪吗?!并且,三菱支付给每位受害者的10万元也不是赔偿,是为中日友好建立的基金。”

康健语气坚定地说,“现在已经战后70年了,如果我们还签一个不清不楚的协议,我感觉日本又会翻案。所以,我宁肯搁置、宁肯退出,也不想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她还提到了国内不同受害者团体之间的不和谐。现在,我国有数个中国受害劳工团体,主张、立场各异。“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希望国内各个受害者团体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但是这种各立山头很难避免,一方面日本对某些受害者代理人起了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方面是利益问题。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就爱搞离间活动,而中国人又很容易被人家离间。”

常年与日本政府、企业打交道,让康健十分谨慎。正如她拒绝谈自己的情况,甚至连出生年月也不愿说,偶尔跳出来一两句,她立即回过神,“不要写到文章里。”这种低调谨慎,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策略。“日本很注意收集情报的,他们也不叫间谍,就是会很细致地收集各种信息。我觉得,有些信息还是不宜散布,所以我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日本人是很细腻的,坏事好事都会做得很极致。可是我们中国人老是盲目自大,缺乏那种细腻。历史事件确认就得靠细腻,否则你这个‘历史真相’就容易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对事实的确认,把事情细化到穷尽。”这种细,直接反映在了康健的工作中。每项调查不但要录像,还有笔录,而且细枝末节全要调查。调查一个人最少要问3次,一次基本上要问两三个小时,回来再整理,所以要完成一个人的调查得40多个小时。“我们的起诉要求也是这样很细的,起诉书有3万多字。”

“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

最早的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5年,康健以律师身份介入此类诉讼也始于这一年。那年,康健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给中国山西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想请她帮忙调查。康健同意了,“我想只不过协助调查,而且这事应该很简单,调查一次就完了。”

直到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出庭,康健才觉得这个事情得严肃对待。“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日军强奸妇女的这种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去了以后,我才感觉到,日本官员虽然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反省,但在具体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回避的——对他们而言,反省只是一个空洞的中性词。”

康健没想到,自己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为了调查慰安妇和二战中国劳工,她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辽宁。“那时候,一方面是人不好找,另一方面,交通也非常不好。有一次,我们去山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做调查,因为车的底盘低进不去,我们租了面粉厂一辆五十菱卡车,路太颠,只能用手紧紧地抓着车。调查完再出山的时候,手磨出三个泡。”

20年间,她参与了3件慰安妇案,11件劳工案,其中有5件作为辅佐人,“辅佐人坐在代理席上,在法庭上可以向对方提问,也可以发言辩论。”一个案件持续的时间最短是6年,一般是9年,康健告诉记者:“按照国际惯例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正常的。一旦我坚持不住了,我们律师团里还有年轻的律师。”2010年,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正式成立,一共有8名律师。

康健义务打官司,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收入。有时候劳工为了打官司从外地到北京的路费、食宿费,都是康健出。因为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精力,她也会失去一些“名利双收”的机会。不过她并不纠结,“我这人比较一根筋,只要投入了,我就不去考虑旁的东西——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有一点,我特别自豪:我没破产。家里人也不指望着我挣钱,就是怕我太累了。”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有30多起,涵盖了大屠杀、慰安妇、武装轰炸、劳工、毒气弹、细菌战等。虽然极少有胜诉的,但相关案件得到的媒体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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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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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8-19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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