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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让语文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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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现在很多语文课沦为用力过度的表演,孩子无法从中真正受益。

人物简介

王旭明,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当过教师、记者,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在等待王旭明的空当,《环球人物》记者读了一组他最近发表在某文学杂志上的微小说。短的只有五六句话,长的也不过五六百字,文字简练却不乏生动,一个个小故事被描述得绘声绘色。除了小说,王旭明还喜欢写诗。前些天北京天空难能可贵的“高原蓝”,让他来了灵感,在朋友圈中写下一首小诗:“当天气好得让人不信,唯有相信人心……”

有人形容王旭明是不甘寂寞的“发言帝”,过去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他常因饱受争议的言论,直接从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卸任后,他也从未在媒体和公众的视线中消失过。在语文出版社工作的7年中,他还时常给“老东家”挑刺儿。

最近几年,为了自己提出的“真语文”理念,王旭明更是四处奔走,摇旗呐喊,磨破了嘴皮。不过,也有让他感到欣慰的,“现在一提到‘王旭明’3个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真语文’。” 

“真语文”理论的寿命越短越好

王旭明的“真语文”团队最近正在筹办一场座谈会。与其说是座谈会,不如说是一场对贾志敏老师的感恩会。这位78岁的老教师是“真语文”团队中的旗帜性人物,虽然身患肝癌,但他3年来仍坚持前往全国各个学校做宣传。

2012年11月,全国32所中小学校在福建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进行了一次语文教学研讨活动。上海金苹果学校的贾志敏站在讲台上用一根粉笔完成了一堂朴素的语文课。坐在台下的王旭明感动不已,心里默默感叹:“这才是真正的语文课啊。”

语文课对于王旭明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北京丰台七中做过7年的语文老师。在教育部当发言人的那几年,各式各样的语文课没少听;到语文出版社后,这样的机会就更多了。听过的课越多,王旭明的心里越不是滋味。课堂上,配乐、图片、PPT让人眼花缭乱,老师念课文过度煽情,讲中心思想时将立意无限拔高……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假语文”,是一场用力过度的表演。

而贾志敏这堂语文课无疑让王旭明眼前一亮,萌生了语文教学一定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念头,于是“真语文”的概念诞生了。“真语文”是针对“假语文”提出来的,具体说就是将语文教学中违反教学规律的杂质剔除出去。王旭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很多人希望自己提出的理论长生不老,但我希望‘真语文’理论的寿命越短越好,因为‘假语文’死亡之日,就是‘真语文’理论终结之时。”

那次研讨会后,王旭明当即联合参会的32所学校定下了《聚龙宣言》,也就是“真语文”宣言:“语文教学不装、不演、不做作,慎用PPT,慎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让学生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真读、真说、真写、真对话……使语文回归本真状态。”“真语文”活动的序幕正式拉开。

近3年,王旭明带领“真语文”团队在十几个省区进行宣传,还成立了自己的网站。如今,“真语文”的实验校已有近百所。说到团队,王旭明很自豪:“我们的外围有一大批语文学界引为知音的老师和领导,他们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了;具体执行的是语文出版社的十几个‘80后’。所以有人开玩笑,王旭明带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和娃娃兵们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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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四川广安的小学生们正在读书。

高考作文是典型的“假语文”

有人说,在语文出版社的这几年,让王旭明学会了谦虚和妥协。他也承认:“不能光想着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要想着百十号人的日子怎么过。为此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跑市场。你想生气的时候得憋着。”但提到“假语文”,当年那个敢怒敢言、敢毒舌敢炮轰的王旭明又回来了。

“现在的语文教学、教师、教材,尤其是考试中,‘假语文’的现象太普遍了。不治理‘假语文’,‘真语文’就没办法生根!”王旭明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愤怒。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作文:“今年全国一卷作文,一个父亲在高速路上打电话,旁边的女儿一再劝阻,可父亲就是不听,最终女儿选择报警。以此为内容,让学生写一封800字的信。显然,题目的导向性是鼓励大义灭亲,逼着学生说假话,是典型的‘假语文’。” 

王旭明自信自己当语文教师时,上的每节课都是“真语文”。当时受条件所限,没有任何高科技的辅助教学手段,最多就是提个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其他全凭一黑板的粉笔字。40分钟的课堂,前20分钟学习考试要考的字词句,后20分钟带领学生们讨论。而如今的语文课堂,早已变了个模样。王旭明曾向记者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轻教师讲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那一课,讲到关键时候,他突然踩响事先藏在讲台一侧的实验装置,顿时烟气腾腾。事发突然,学生们和听课的教师都吓坏了,拔腿就往教室外逃。“真正的好课是看学生学到了什么,这堂课留下了什么。而不是老师使没使用PPT,使没使用声光电。”王旭明无奈地说。

语文出版社的工作,让王旭明接触了更多的教材中的“假”。一本语文辅导书上有道题目是谈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思想性。“作为诗歌爱好者,我都很难谈出它的思想性。它就是一种情感的涌动,如果硬说的话,也是对爱情的向往,对友情的眷恋,非要拔高到对祖国的热爱吗?我是完全没看出来。”还有一篇课文讲读书的重要性。文中描述汶川大地震时,别的孩子都夺门而逃,只有一个孩子没跑,还拿着手电在废墟下看书。“我觉得这是迂腐!我们为孩子灌输了太多错误的观念,认为学习第一、分数第一、考试第一,全是错误!应该是生命第一!”说到这里,王旭明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类似的事情不是个例,用王旭明的话说,是时候“要对现在的语文教育进行抢救式扭转”了。“与其说语文改革,不如说回归。回到语文的正确轨道,我们走得太偏太远了。”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对作者感受和思想的记录,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所以,在王旭明看来,语文教育的悲哀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哀。“现在相当多的人不会正常地思考了,不会正常地判断,没有正常的推理,缺少起码的文明礼貌,不会公平、公正地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推行‘真语文’这么紧迫。”

“假语文”盛行多年,产生的原因也非常复杂。但王旭明认为想要治理,关键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部门要端正教育思想,不要乱指挥、瞎指挥、胡指挥、不指挥;二是就语文教育内部来说,语文教学、考试、教材必须改革,特别是作为指挥棒的语文考试。尽管王旭明的“真语文”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但悲观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因为这两个重要原因还没有看到改进的苗头”。

想当大官,越大越好

最近这段时间,王旭明屡次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自己想当大官的意愿。“在教育部工作时还没有想当大官的意识,做‘真语文’活动,越发感觉当官的愿望十分之迫切,而且越大越好。不为别的,就为推广‘真语文’,就为让全国所有语文老师本本分分地教语文。”但随即,他又对《环球人物》记者补充道:“目前没做成大官,所以我只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到极致。”

修订中小学语文教材,正是王旭明力所能及的事。就在采访的前一天,王旭明和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中学语文部的编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编辑们逐一向他汇报,每篇课文他都要亲自过一遍。他要求编辑们按照“真语文”的理念对教材进行了修改,从篇目的选择,练习的设定,到综合性学习的设计,等等。想要更换一个思路编教材,对编辑们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比如小学语文的第一课讲的是“爱学校”“爱老师”“爱读书”,王旭明认为这样不行,“第一课首先应该教导孩子们爱语文,爱文字。” 

王旭明透露,新修订的语文教材篇目上撤换了大概一半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更接近学生的生活和年龄段特点。比如增添了周杰伦的《蜗牛》、韩红的《天路》两首歌词;中学教材中设置了小说单元,增加了清代刘鹗的《明湖居听书》、《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还有金庸小说的片段。他还主张增加古文的篇幅,“我一直有个想法,语文应该分为古代语文和现代语文。不学古代诗文就断了文化的根。”在不久前的高考中,江苏一位考生用古文写了一篇作文,引起了很大争议。对此,王旭明有点愤愤不平:“这样的学生就应该上重点大学,而我们还在讨论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不过,他也坦言,新修订的教材仍是理想和现实妥协的产物,“它远不是我的理想,但没办法,必须要通过审核。”

如果把这场语文改革比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王旭明看来,他们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有时候,王旭明感到特别孤独,他曾把自己比作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悲凉而坚定的堂吉诃德,为了一个理想和信念奔波。

“会一直坚持下去吗?”《环球人物》记者问。“也许突然有一天,我像李叔同那样绝尘而去也有可能。”王旭明的回答有点出乎记者意料,正略感错愕中,他转而又豁达地说,退休后想去教书,“哪怕我就带50个学生,从小学一直带到我死,这班学生成长起来,他们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总之不管怎样,王旭明都不会寂寞,他会一直活得很精彩。

(《环球人物》记者  张忆耕)

责任编辑:沈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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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6-30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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