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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科学家周光地:联大物理系,战争中盛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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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周光地,物理学家,四川成都人,现年95岁。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

 

周光地(口述)

《环球人物》记者  赵晓兰(采访整理) 

 

我出生于1920年底,家在四川成都。父亲是银行家,从小我的家境比较富裕,生活稳定,上学也是按着规矩来。我的高中是在重庆南开中学读的,毕业后考上了西南联大,父亲陪着我从重庆坐飞机来到了昆明。

小时候我喜欢看星星、看月亮,觉得天空浩瀚无垠,充满遐想空间,一直想学天文。中学时因为碰到了一个好的物理老师,大学就报考了物理系。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可以说大师云集,星光熠熠。回忆起来,从1939年入学到1943年毕业,4年的联大时光,奠定了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方向。

 

人才济济的物理系

我印象中,联大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在昆明城的西北角,主要是理科和文科的院系。还有一部分在东南角,原来是大户人家住的房子,给联大借用。

入学头两年,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从东边过来,一放警报,我们就往北面山坡上跑,出了城门是一条铁路,再跑一两个山坡就没事了。昆明本来地势就高,飞机不能飞得太高,所以,我们看着他们扔炸弹,也不怎么害怕。1941年,美国的“飞虎队”进驻云南,昆明的轰炸才渐渐少了。

回忆起来,那时候确实有些苦。在学校里吃的是红米,住的房子多是草棚、木架建成的。宿舍里分上下铺,上面4人,下面4人,一屋子总共5串,一共40个铺位。但实际住的大概30个人,因为要留出一些空间放东西。各个院系是混住的,大家交流起来非常方便,而且都很乐观,没有什么颓丧之气。

联大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5个系,我们物理系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系,那一届总共有26个人,毕业20个人,比其他4个系加起来的总人数都多。师资力量特别强,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等,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像叶企孙先生,曾经做过清华理学院院长,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一大批著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还有像吴有训,在美国留学时,曾协助他的老师康普顿教授进行光量子的研究,康普顿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人说获奖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还有像吴大猷,1983年当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郑华炽教授,是邓稼先的姐夫,后来接饶毓泰的班当了物理系的主任。

学生中也有不少响当当的名字,比如被称为联大物理系四杰的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和朱光亚。他们都很聪明,脑子反应特别快,一些艰深的理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联大物理系的学生,成为了国内很多领域的开拓者,像“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钱三强等。我们班毕业的20个人中,有13个在北京发展,不过现在有10个人都已经过世啦。

 

校长就是为教授抬板凳的

在联大,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不仅要上物理专业课,像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微积分等也要学,还要学国文、中国通史、英文等,而且这些都是必修课,占的学分很高,要是不及格就麻烦了。我对人文的课不感兴趣,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学,回想起来才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体育课也是必修,我记得有个同学什么都好,但体育不及格就坏了,本来比我高一届,结果和我们一块儿毕的业。

说到这样的课程设置,就不得不提起校长梅贻琦。联大的常务委员由3位校长组成,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和南开的张伯苓。实际上主持校务的是梅贻琦。梅贻琦很少说话,每次在学校遇上他,我们都恭恭敬敬地躲开,也不和他打招呼。

人们称他Gentleman of few words,“寡言君子”。他一直强调“通识教育”,反对“只重专才,不重通才”。他这个校长当得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官本位的思想,他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意思是一个大学有没有大楼不重要,有没有大师才重要,他经常说,“校长就是为教授抬板凳的”。

物理系专业课,我听得比较多的像周培源先生讲的力学。他讲的力学偏重数学,用数学方法解决力学问题。周先生用英文讲课,他的课没有教科书,参考的材料都是他自己写好了印出来的。他讲课非常流利,思维跳跃性极强。听这门课我很吃力,像听天书一样,最后放弃了考试。但教材和笔记我都还保存着,捐给了北大图书馆。

讲光学的饶毓泰先生,每次上课都像背书一样。我们在下面坐着,他在讲台上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一面说一面走。还有王竹溪先生讲热力学,能把艰深的物理定律讲得很通透。

尽管受客观条件所限,我们还是有一些实验课。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抗战之前,将一批设备从越南拐个弯,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利用这些设备,我们进行了一些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无线电实验等。

在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期间,有些实验室每次做完实验,就把贵重仪器放进半埋在地下的大汽油桶中,到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取出来。有的实验室则将仪器疏散到位于大普吉村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需要时再从乡下取过来。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物理系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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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合影,后排左二为周光地。


在茶馆讨论问题

联大学生还积极地“走出去”,深入大自然考察。1941年夏,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带队出去考察, 我也报名参加了。这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经费完全靠自筹,曾昭抡是团长,团员有10个人,来自化学、物理、地理、地质、生物、社会、经济等系。

我们从昆明步行出发,带了一个水银气压计,经过云南、四川、西藏的很多少数民族区域。我拿了个小棍子,总是走在前面。曾昭抡不太说话,在后面和两三个化学系的学生在一起。一路上走了很多山地,都特别荒凉。碰上少数民族,我们就用带的盐巴去交换些吃的。后来曾昭抡先生写了《大凉山彝区考察记》,记述了那几个月的考察情况。

回忆联大那几年的生活,很自由,没人管你,但谁也不捣乱。图书馆总是挤得满满的,图书是开架式的,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当时的学习风气非常好,同学之间经常一起探讨问题。最有名的是杨振宁、黄昆、张守廉这物理系“三剑客”,经常一起上课,去图书馆占位子,大声地辩论,在整个联大都是一景。

我也经常和五六个同学一起喝茶。喝茶不光是闲聊,很多学问是在茶馆悟出来的。同学之间的讨论,有时候比起老师的讲授,更加能够促使一个人独立思考。喝茶的那条街其实不怎么样,好多马车夫赶着马和驴子运货经过,在此停宿过夜,街上永远带着浓厚的臭味。但我们聊得高兴,不以为意。茶馆的伙计也不错,你要坐着,他就不时地给你添茶,不管多久也不会撵你走。

当时昆明可以玩的地方蛮多的。那个时候打仗,好多东西都是从印度、缅甸,经昆明运进来的。“飞虎队”来了之后,美军的一些机构也设在昆明,满街都是美国兵,一些外国娱乐也跟着他们进来了,比如书和唱片,卖得很便宜,我当时也买过,像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

回忆起来,当时的日子过得蛮好的。有书读,有课上,早晨起来,在大门口就可以买到烧饼、油条和豆浆。西南联大的建校虽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就像校歌里,最后三个字“还燕碣”,说的是把日本人赶跑了,我们就回去。但我们都安心地在这里读书、生活。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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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周光地在莫斯科。

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的那一刻,我已经从联大毕业,工作两年了,正要准备去英国工作和留学。人活了一辈子,回忆起这些事来,那真是人生若梦啊。想想我的人生,还挺顺的,有些事情看不惯,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都还好。一辈子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没有什么遗憾。

记者手记:

当一位95岁的老人用一种苍凉而浑厚的嗓音对你感叹着“人生若梦”时,内心真的会浮现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既是风云变幻、波谲云诡,又是如此短暂,仿佛流星划过天际那般转瞬即逝。

采访时,周老说得最多的是“挺好的嘛”。那些同辈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伴也在去年辞世,子女们常年在国外,不能陪伴,但他还是一副乐天、知足的样子。在他身上,看不到很多的孤独感。

“每年到了这段时间,你仰望天空,可以看见很多流星。因为这段期间地球运行到这个位置了。天空就像宗教、神学,怎么也说不清楚。人生也是一样。”他依然保持着少年时期的爱好,看星星,看月亮。此夜空已非彼夜空,但一样的浩瀚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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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6-30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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