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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岐山:思考个体和国家的命运,做好了迎接时代巨变的准备

 □ 文字统筹 许陈静

□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李静涛 王肖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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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

很多人知道王岐山先后从事了历史工作、经济工作和纪检工作。但鲜有人知道,高中时的王岐山喜欢读哲学著作。王岐山祖籍山西,据和他在一个大院长大的玩伴回忆,其父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抗战时期拒绝给占领青岛的日本人干活。1956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到北京。在北京三十五中读高中时,老师讲到哲学家艾思奇(1910年—1966年)的观点,王岐山便找来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本书当时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曾回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当时三十五中有高中的优秀学生给初中学生当辅导员的制度,王岐山是一个初中班级的辅导员。日后担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志强就在他辅导的班里。王岐山读高一时,他辅导的班上有个同学颇为傲气,王岐山便用上述哲学观点和他谈心,结果话被传开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些观点给高中生王岐山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一书中回忆说:“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作为“老三届”,王岐山的学业中断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天的头版头条的文章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由此,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首都北京和革命圣地延安的对接起到了带头作用。据《延安市志》记载,“1968年12月2日,首批北京插队知识青年4500名到达延安,延安县每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安置10名”。

“我们这批1969年1月7日从北京出发。知青专列开了一夜,8日中午到西安,晚上到铜川,在铜川住下。当时的柏油路只修到铜川,再往北就是石子路,颠簸得很。9日早上天不亮,每人发了几个烧饼,然后坐军用卡车奔向延安。9日晚上到达延安后,我们就住在中学的教室里。10日,我们被分给延安县的各公社。当天下午,各大队把分给自己的学生接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馆长吴永琪回忆,“王岐山跟我们是一批的,那会儿他不到21岁。我们被拉到甘谷驿公社时,他们三十五中的几名男生和十中的几名女生被拉到冯庄公社的康坪大队。”

据说,冯庄公社的刘文华副书记提前在北京和被分到冯庄的知青见了面,介绍了“美丽的冯庄”:“冯庄有青山,山上有苹果树和山泉水,可美了!”知青来了之后大呼上当:山上光秃秃的,根本没有苹果树。

王岐山等14名知青刚到康坪大队时,吃住在老乡家里。一名女知青很不适应:“到老乡家吃饭,窑洞里黑乎乎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儿做的,屋子里还散发着怪味儿。”王岐山把知青们叫到一起开了个会,他说:“我去生产大队韩队长家吃派饭,全家人拣最好吃的给我。人家从心里把咱当尊贵客人看,我心里很愧疚。我们知青到了村里,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村里,要成为村里的一个社员。从明天起,我们吃了谁家的派饭,就要帮谁家干活。首先要学会和社员进行交流,主动跟社员们学说陕北话。”知青们按照他说的办法,很快就熟悉了大队的情况。

当时在康坪大队当支书的尹治海带《环球人物》记者去看知青们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决定给他们打几孔窑洞。最初打了3孔,但都塌了,后来又选了两个地方,还是不行,第四次打的窑洞总算结实了。”当年,王岐山和另外5名知青挤在同一个土炕上睡觉,每个人只占大约半米宽、两米长的区域。如今,北京知青住过的3孔窑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各窑洞的木门和院子的大铁门都上了锁,平时不准外人进入。年近70岁的村民赫生来隔三差五来打扫一次,除了窑洞内部和院子,就连通往村口的小路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岐山住过的窑洞_副本

王岐山住过的窑洞内部。(本刊记者 田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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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知青住过的窑洞外景,左侧第二孔为王岐山住过的窑洞_副本

      知青在康坪大队住过的窑洞外景,左边第一孔是老乡的窑洞,右边三孔是为知青打的窑洞,紧挨着老乡的那孔为王岐山住过。

 

“别给北京知青丢脸”

住处解决了,但吃饭问题不好办。据王岐山后来回忆:“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赫生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知青来康坪第一年,公社分配给他们每人30来斤粮食,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没有细粮。“学生只会煮玉米、烤玉米,不会别的做法。后来有人教他们把玉米做成馍吃。”

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知青上山下乡,走进延安的北京知青超过2.6万人。任志强也在冯庄公社的郭庄大队插队,他详细回忆过吃不饱的艰苦: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等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去买,想要吃肉更是奢望。

很快,春天来了,知青们要在地里一边施肥一边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粪到了田里,播种也是技术活。王岐山和知青们先用牛把地犁出一道道沟来,然后把粪从粪袋转移到粪斗里,把粪斗系在腰上,再把盛种子的容器系上,“一只手洒一把粪,另一只手点一下种子”。吴永琪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谷子地卧下鸡,高粱地卧下牛。我就没掌握好播种技术。”

如果中午在山上吃饭,知青们有时连手都没法洗,在衣服上抹抹手就吃。播完种要浇地,但为了不影响村民白天劳动用水,王岐山总是和知青们晚上行动,扛上铁锹把山泉水引入田里。

村里来了知青后,办起养猪场,增加了收入,这要得益于知青冯如珍。有一次,她去附近村子赶集,买了一只猪仔回来养,韩志厚知道后不高兴地说:“人都吃不饱,还养猪?!”冯如珍说:“大队如果不养这头猪,知青来养。等猪下了猪仔后,就卖猪仔。”韩志厚只好同意。在知青住过的窑洞里,《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一篇冯如珍写的回忆文章:“猪场是我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利用休息时间从河滩上背石板修建起来的。没有饲料,只好用红薯藤做饲料。要从地里把红薯藤背回来,煮熟了才能喂……”第二年,母猪产仔,收入几十元钱,村民纷纷跟着学起了养猪。

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岐山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的生产大队长韩志厚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让给他出出主意。”尹治海说,“别的大队有知青捣蛋,就请王岐山过去调解。有个知青插队头一天就跑到东边的青化砭公社打架,瓦窑套大队也有冲队长嚷嚷的知青,都是王岐山过去跟他们讲道理:‘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要闹,别给北京知青丢脸。’他总是能缓解矛盾。”

任志强曾回忆:有一次郭庄知青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跟其他村的同学、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

知青们一周休息1天,有些知青下棋打扑克,“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当桌子看书,看数理化方面的书”。村里的赤脚医生尹大才当时还不以为然地对王岐山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回答:“这个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尹治海记得,“王岐山还爱看《红旗》杂志和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队里还有人议论:“外国的书?是正确的书吗?”

忙活了一年,大队要按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大家。王岐山和几个男知青干一天农活能挣10工分,女知青一般挣8工分。任志强回忆说:“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知青们从此自给自足,第二年,公社不再给他们分配粮食和钱。“小米也有了,自己也种菜了,学生的生活好过点了。”赫生来说。

窑洞里至今摆放着当年知青用树枝编成的粮食囤,每个囤都有1米多高。为了防止宝贵的粮食粒从树枝间的狭小缝隙漏出去,王岐山带领知青们在囤的内壁涂上一层泥,等泥晾干之后,就可以往里存储粮食了,每个囤能装好几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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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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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5-07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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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岐山 青年
  • 作者:许陈静 田亮 李静涛 王肖潇
  •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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