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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我在莫斯科挖过战壕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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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8日,陈祖涛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陈昊 摄)

人物简介:

陈祖涛,1928年生于湖北汉阳。红军将领陈昌浩之子。11岁到苏联,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回国后参加一汽建设,是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

走进陈祖涛家中,《环球人物》记者一眼便看见客厅一角的铜像,那是他的父亲——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87岁的陈祖涛从卧室中拄着拐杖来到客厅,走得很慢,但拒绝搀扶,缓缓地坐在沙发上。

3天前的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53位中国公民中的代表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该奖章授予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除陈祖涛之外,获奖者还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等人。说起往事,陈祖涛似乎仍历历在目。

辗转数月来到莫斯科

1939年夏天,陈祖涛跟着到苏联治病的父亲陈昌浩,搭乘一架24座的飞机离开了延安。几经辗转,他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当年11月上旬。共产国际安排陈祖涛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办的,招收各国共产党人子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是当时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主席。

国际儿童院的管理事务由共产国际直接负责,生活标准由他们直接制定。陈祖涛说:“儿童院每天三餐伙食很好,运动器具齐全,图书馆里有各类书籍供我们阅览。”

儿童院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常请老工人、红军指挥员等讲课,组织孩子们到工厂参观,还由各国老师教母语、讲各国历史文化。陈祖涛说:“我们时刻都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最感兴趣的是滑冰、滑雪。这是必修课,毕业时还要考试,一个多小时内要滑10公里。说起滑雪,陈老的眼睛里透出亮光,有些吃力地挺起腰杆说:“有时滑到终点,我一头倒在雪地上,浑身大汗淋漓,累得都不能动了。”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德军要进攻苏联的风声已经传出。为了安全,共产国际将所有的中国孩子迁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那天上午,儿童院突然召集在菜园里干农活的全体学生集中听广播。陈祖涛当时已13岁,对那天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广播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全体苏联人民,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保卫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儿童院的和平生活被打乱了。“大一些的孩子像毛岸英他们都想报名参军,但被苏联政府拒绝了。斯大林曾签署了一份命令,凡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不过,毛岸英给斯大林写信,坚决要求参军,最后得到斯大林同意,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1944年,毛岸英毕业,佩戴中尉军衔回到儿童院。“他的到来成了儿童院轰动一时的大事,我们都很羡慕他。”

虽然没能上前线,陈祖涛和小伙伴们还是忙开了。男孩子到兵工厂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去服装厂、医院缝军衣、护理伤员。当时,只有17岁的李特特被派到前线医院护理伤员,亲眼见到战争的残酷。陈祖涛说,所有工作中,挖反坦克壕最辛苦。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土地冻得像铁板一样,“十几斤的铁镐刨了几下手就震麻了,但地上只有一个白点,能坚持下来真是不简单。”后来,连女孩子也每人每天必须挖2立方米的战壕。

战争中,德军占领了顿巴斯煤矿,切断了包括伊万诺沃在内的整个莫斯科地区的煤炭供应。为度过寒冬,儿童院给孩子们定了任务:到树林里伐木,每人每天完成一个立方。刚开始,大家抡起斧子就砍,砍了半天,一棵树也没倒。”后来大伙儿琢磨出伐木要找准角度才能把树砍倒,终于将一棵棵大树变成马车上的一捆捆劈柴。

孩子们还在离儿童院七八公里的地方开发了一块空地,每个班分一片种土豆。陈祖涛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土豆从淡绿色的小芽长到枝繁叶茂。”土豆长成时,孩子们轮流去值守,每次去的人带个铁皮桶,带点盐,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到桶里煮熟。“土豆剥了皮,沾点盐就直接用手抓着吃,吃到肚皮都鼓起来。”陈老的思绪很快又回到现在,“你们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土豆对我们的意义。那时候,土豆救了我们的命啊。我们那时都正长身体,每天分的面包根本吃不饱,但土豆是最美味的晚餐,一次吃饱两天不饿。”

二战结束之初,苏联物资供应仍极度紧张。陈祖涛“饿得心慌”,和几个同学到莫斯科河码头帮别人卸土豆,干一次能赚几十公斤。“那时候,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几年没有新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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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一角。

高喊“乌拉”迎接新中国

1945年,陈祖涛中学毕业,报考了当时全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当时,儿童院里的同学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成立了“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并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当时我还比较活跃,在学生圈朋友不少。”陈祖涛说。他和同学们跑遍了莫斯科的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我们的原则是:吃得可以差,住得可以差,但精神文化陶冶不能少。”

陈祖涛说:“新中国成立那天,我们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唱歌跳舞,大喊‘乌拉’(万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部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每个人都学有专长。刘允斌(刘少奇之子)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技术专家,李特特成了我国第一代原子能应用专家。我成了我国第一代汽车专家。”1951年2月,陈祖涛提前半年毕业,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委任为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加苏联援建新中国的汽车项目。“我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从那时起,陈祖涛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汽车生涯。“到我退休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1800万辆,够意思了,是不是?”

如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已是一所寄宿学校,培养着来自86个国家的儿童。朱德之女朱敏等不少学员曾重访儿童院。正如学校一位老师所说,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的是苦难,苦难时的相逢更难忘。

责任编辑:刘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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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4-23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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