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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胡靖谈超级稻争议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卢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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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从实验室成功到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

人物简介:
      胡靖,1964年生于四川宜宾,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个伪问题”“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了国家的农业政策”等,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胡靖总是忧心忡忡的。每当讲到自己觉得重要的观点,他都会叮嘱《环球人物》记者:“这个观点你要写下来,你们媒体有责任提醒政府和民众注意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
      胡靖非常重视乡野调研,他关于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一次次田间地头的考察累积而来。为此,他开了门社会调查课,还每年组织学生到农村做一次为期一周的住户调研,为的是“让学生们的双脚踩在中国最底层,全身心地融入到村庄的环境里面去”。

粮食安全的缺口越来越大
      《环球人物》:近日,隆平高科的超级稻在安徽出现大面积绝收,再度引发农业界对粮食安全“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反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靖:一个新的品种,对水源、气候、肥料和农药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只有跟它们匹配才能够达到增产的目标。如果不匹配,就会使产量大打折扣。新品种的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风险,这在实验室里可能不存在,可一旦推广,就会显现出来。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在湖南某地实验成功了,但在安徽就不一定行了。从实验室成功到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这就很容易产生风险,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国家在推广一项农业新技术的时候,一定要以谨慎、科学、系统的态度来对待。
      就像这件事一样,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单纯强调产量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比如为了追求高产,大量使用化肥,短期内可以把产量提上去,见效很快。但长期看,会恶化了生产环境,降低粮食的品质。

《环球人物》:咱们的粮食安全总体是个什么状况?
      胡靖:有这样一组数据,去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2100亿斤,实现“十一连增”,但粮食进口总量却在逐年增加,去年其实已超过1亿吨。水稻、小麦、玉米、糖、棉、肉、食用油的进口额早在2012年就突破了200万吨,大豆的进口额去年更是超过7000万吨。
      在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各个区域,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一直没有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进而使得我国整体上的粮食安全缺口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由此出现了粮食安全基础不牢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隐患。

改变竭泽而渔的粮食生产方式
      《环球人物》: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豆作为第四主粮,这个提法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对比国外,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胡靖:一些欧洲国家如俄罗斯,一直把土豆作为主粮,这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和饮食习惯决定的。但中国从未有把土豆作为主粮的历史,或许在一些极端贫困地区是这样。北方的老百姓一般是以小麦为主粮,南方则把水稻当主粮,后来玉米成为第三主粮。
      现在提出来把土豆作为主粮,我的判断是,现有的主粮结构可能出问题了,其中主要是小麦的生产出问题了,特别是华北地区。下一步国家可能对华北地区施行一些休耕制度,以恢复、保护其越来越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这可能导致小麦、玉米产量下降,粮食进口继续扩大。但国际市场很不可靠,这个缺口怎么补?国家如何继续增加和保障粮食供给?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农业部才有土豆作为主粮的考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不是上上策。

《环球人物》:您刚才提到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可能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
      胡靖:华北本就缺水,很多地方是靠抽地下水来灌溉的。我曾去河南、山东等地调查,问农民万一水抽不出来怎么办?农民还笑说:怎么可能抽不起来?但去年旱灾,河南驻马店、商丘等地的地下水就抽不起来了。此外,城镇化、工业化又在争夺耕地和水资源,导致各地农业生产潜力迅速下降。
      华北地区就像一匹老马,已经驮着中华民族跑了几千年,可在历史上基本没有休耕的概念。尤其是近30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不断刺激农民生产粮食,农民就拼命使用化肥、农药、机械,拼命打井。产量是提升了,但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地下水越打越深,有的地方甚至打到几百米深;同时,化肥的使用效率越来越低。这完全就是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最后会导致华北地区整个生态崩溃。所以,必须改变这种“鞭打快马”的政策,改变依靠价格的简单、粗暴方式。农业政策一定要关注可持续性。

《环球人物》:那么南方呢?
      胡靖:南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但普遍是“土地换增长”模式,最优质的耕地,由于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大多被占了,变成城镇、开发区,把水稻的生产赶往丘陵山区。这样的趋势现在还没有得到遏制。所以,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也在削弱。
      比如,成都平原本来是中国最优质的水稻产区之一,本身水土条件很好,再加上有都江堰工程,粮食产量很高,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工业化、城镇化掉了,导致整个四川每年粮食缺口500万吨以上。一亩水稻一年大概2000元的收益,如果搞成开发区,可能每年租金就10万元,那为什么不去赚钱呢?对于发展饥渴的地区来说,这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环球人物》:您说价格调控不是好的手段,但低粮价又无法让农民积极生产,就像古时也有“谷贱伤农”的说法。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胡靖:目前粮食安全的问题并非价格问题。我们粮食生产主产区,尤其是华北地区,一直在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国家以价格手段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过去基本达到了目标,却牺牲掉了农业的可持续性。水、耕地等主要的农业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沉疴缠身。
      因此,中央政府应重新强化“负责制”,促使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加上京津沪等所谓的主销区,重新承担起粮食生产的责任,分担主产区的压力。我国农业资源非常有限,区域之间的腾挪空间很小,各区域一起努力,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粮食安全水平。否则,少数主产区压力越来越大。一旦华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出现问题,发达地区就会地动山摇。

转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隐患
      《环球人物》:转基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您怎么看转基因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
      胡靖: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粮食产量,这有很多争议。现在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不是品种问题,更不是转基因的问题,而是当下粮食政策、农地制度的问题。以广东为例,从数据库的计算结果看,亩产对广东粮食产量下降的影响不到25%,就是说,转基因技术充其量能解决这25%的问题,还有75%呢?耕地面积下降,在播种结构上农民不种植粮食,改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些才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的普遍问题。如果把主要问题撇在一边,粮食安全形势就会更加严重。

《环球人物》:现在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胡靖:转基因从技术层面来讲,它是否安全可靠?尽管有很多科学家出来进行所谓的科普,但远没有消除民间的疑虑。转基因技术,在科学家和老百姓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没有问题只有科学家才知道,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科学家本身是不是一定就值得信任呢?尤其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科学家,他们完全可能通过隐瞒某些重要生物技术信息来获得暴利。这不是没有先例。
      而且,转基因技术如果运用不当,会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长期的隐患,这是灾难性的。比如如果国家不予以保护、控制,我国传统的东北大豆以后可能全部被转基因大豆取代。从短期来看农民、农场主、跨国公司的经济效益可能很明显,但长期看来,中国会失去大豆的生产主权。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不仅品种对它形成依赖,而且和这个品种配套的生产条件也会产生依赖,包括化肥、农药和整个灌溉设施。这几乎是不可逆的。就像印度棉农一样,转基因棉花在印度的产量很高,但含专利费的种子很贵,对水、气候、对资本的要求也很高,棉农还要贷款。一旦遇上不利的气候因素、水源因素,棉花产量下降,还不上贷款,棉农就只有自杀一条路。印度从1997年至今,已有20多万的棉农自杀。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护我国粮食的生产主权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刘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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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4-16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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