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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洸耀,一个外媒记者的中庸之道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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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林洸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人物简介:
      林洸耀,祖籍福建,1959年生于菲律宾,1978年赴台北读书,曾在《中国邮报》、法新社工作,1991年进入路透社,先后担任北京分社首席记者、台北分社社长、北京分社社长,现任北亚首席记者。

初见林洸(音同光)耀,有点吃惊。作为当今最资深的驻华外媒记者之一,他全无西装笔挺的做派,乍看上去,倒有点像韩剧里不得志的大叔——一件宽大的西服,微微的啤酒肚上吊着一条同样宽大的裤子,半旧的手机皮套挂在裤别上,偶尔晃动一两下也是很沉稳的样子——这可以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过电话;黑白相间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同样黑白相间的胡须挺立着,根根分明;一副黑色圆框眼镜让人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民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当时,林洸耀正低头坐在茶餐厅的一角喝粥。简单寒暄后,他招呼《环球人物》记者点餐,“你们光点一碗粥可吃不饱,能吃是福。”前几天,他因为吃川菜搞得食物中毒,“本来可以休息两天的,但太忙了,要写两会的稿子。”
      喝完粥,他出去抽了一根烟,再回来时,采访开始了。整个采访可以分成一段一段的,分界点就是:他又出去抽了一根烟。

大智若愚的路人甲
      介绍林洸耀的文章通常少不了这样一句话: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虽然是华裔,但中文对他曾是一门外语。“我在菲律宾家里讲闽南话,学校里用英文,跟司机佣人讲菲律宾话,学校外语是中文。”在菲律宾上到大三时,他去台湾上学,学的就是中文。相比于菲律宾每天40分钟的中文课,以及在台湾仅一年的学习,1000多部中文武侠片带给他的进步更大。渐渐地,这也成为他的一个爱好,从电视剧《三国演义》《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到近期上映的电影《钟馗捉鬼》《天将雄狮》,“我们这些臭男人都喜欢看打打杀杀。”
      林洸耀的另一个爱好是打乒乓球,“当时我在菲律宾华人里是打得不错的,但大陆高手如云。”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接受群访后与记者握手,林洸耀对胡主席说:“您好,我是路透社记者林洸耀,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后来想想,他有点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跟他说,改天我们打打乒乓球吧!说不定,就能有第二次见面机会呢!”
      相较于华裔、中国通这些称呼,“中国人”或许更适合他。《环球人物》记者曾问他与某位同行的不同之处,他说:“他的中文非常好,不过每次提问都是用英文,这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而我从来都是用中文,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中国人。”
      在北京18年,林洸耀很少跟外国记者扎堆,朋友大多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特征,比如人情,他表现出的不是批判,反而比较宽容。“任何一件事情,首先你想到的是什么?找关系。小孩上学你不找关系吗?看病你不找关系吗?中国是人情社会,这是几千年的一种文化。”
      林洸耀给人的感觉甚至也是中国式的——大智若愚。随意的穿着、敦厚甚至略显木讷的神情、缓慢低沉的声音,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他绝对是路人甲。但作为一名优秀的时政记者,他无疑有着灵敏的嗅觉以及对世道人心的精准鉴别力。
      他让记者不要叫他“林老师”,而是“洸耀”或者“Ben”以示平等,他则会叫记者“小朋友”。在拍照时,他配合地侧身转头,有些茫然地微笑着:“是这样吗?”
      大智若愚,温和而有原则,坦诚又不失城府,通常会让人觉得这人可靠。对林洸耀而言,这或许是作为一名时政记者的必修课,也是经历了一些变故后的超然态度。在谈到“90后”的时候,他反问:“难道没有经历过苦难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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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林洸耀在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提问。

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少不了他的名字
      今年3月5日,人大开幕,路透社的记者凌晨一点就去人民大会堂排队了。就是为了第一个安检进会场,第一个拿到政府工作报告,第一个向全球发布中国政府今年一系列经济数据,“比的就是谁能以最快速度发出那短短的一行字。”
      林洸耀首次报道两会是1995年,今年已经是第十八次参加了。当年,他最关心的是人权问题;而现在,改革、经济、环保、反腐败,都是他关心的议题;山西、上海、广东、香港、新疆、西藏的小组讨论他也很感兴趣。当时,总理新闻发布会只能问4个问题,大陆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和外国记者分别有一次提问机会;而现在,记者提问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林洸耀进入新闻行业很偶然。在台北的大一下学期,他到《中国邮报》兼职做校对,那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听到很多新鲜事。”此后,他一头扎进了媒体,一晃30多年过去了。年终各媒体总结新闻排行时,有关中国的前三大时政新闻中,总少不了他的名字。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和2007年。
      1997年,林洸耀是第一位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驻华外媒记者。他曾这样回忆:“那时候用BP机,只能到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我提前拜托好朋友,如果小平去世,他们就给我发传呼,不用讲话。比如65321111,我一看号码就知道了;如果号码是65322222,我就知道是另一个人打的。然后,我再找公共电话再问下细节。”
      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前,他准确预测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我们为了这次报道,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联系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源,做了100多种排列组合。”
      但当《环球人物》记者问林洸耀哪次采访经历最难忘时,他说:“ 2003年,有人带着炸弹跑到我们办公室,让我们给他写报道。这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想结婚,可是法律不允许。其实我可以说你把材料拿来我们研究研究,可是我觉得他大老远从东北跑来了,要对他负责,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写,我不是医生,没办法证明你没有神经病。”然后,那人挟持了林洸耀,还好他最终没受什么伤。林洸耀说,不少人曾要求他们报道自己的事,但很多无法实施。“我不能只写他讲的话,还要找官方核实,可是你知道,这很难。”

老百姓如果什么都不信,是很可怕的事情
      林洸耀1994年到北京工作,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也审视着中国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很多问题的落脚点在信仰上,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向钱看,但可能没现在这么严重。老百姓如果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是很可怕的事情。精神真空,就有可能造成道德败坏。信仰是基础,会影响到社会很多层面。有了信仰,一个人可能就不会腐败了;有了信仰,工厂老板可能也就不会把污水倒在河里了。不是说信仰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解决一部分。”信仰的出口在哪里,林洸耀认为是传统文化,儒释道。
      进一步来说,一个有信仰的文化也能让中国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第一个30年叫‘毛的中国’,第二个30年叫‘邓的中国’,第三个30年我觉得是‘文武中国’。一个国家强大不只是它的外交、经济,文化也很重要。美国今天出口的是什么?价值观。中国应该出口什么东西,还在探索中。现在中国也在提倡法治,有些冤假错案纠正了。我觉得要了解、理解、化解、和解才能和谐。中国越来越强大,应该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包容。”
      对于反腐,林洸耀自然是非常关注,也非常审慎。“大部分老百姓鼓掌,说看到了反腐败决心、改革决心;但也有一部分人说:党怎么出现了这么多腐败?腐败大于不腐败的,还是不腐败的大于腐败的,这个没法量化。中共有8600多万党员,你怎么量化?我用逻辑判断,如果这个党大部分是腐败的,它不可能在短短30多年内,让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政党能做到的。”
      对于过去的2014年,林洸耀给出了一个颇有道家色彩的总结:抱朴守真,返璞归真。“铺张浪费是正常吗?腐败是正常吗?新常态不只是经济7%的增长率,还包括反腐败、反铺张浪费,它是要回到从前中国一些好的传统。‘常’,就是世界大部分都这么做,新常态就是抱朴守真、返璞归真。”

中立并独立
      采访时,林洸耀从磨出毛边的皮套子里掏出一部手机,类似诺基亚2010年的E5款式,然后开始翻短信。之前有一名记者采访他后写文章:“2013年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李克强总理还风趣地说:‘我确实很佩服你们这些驻华记者,能这么流利地说中文。’在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场景总令我(林洸耀)倍感兴奋与自豪。”他给那名记者发短信提出了抗议,最后这句话他没说过,最终那名记者向他道了歉。
      这种坚决的态度源于他对新闻的态度:中立并独立。“路透社是面向全世界观众和读者的,不是为某个国家来写。虽然媒体有监督的功能,但我们的定位不是监督。如果说我有权监督中国政府,那我要不要监督美国呢?要不要监督日本呢?所以我们没有双重的标准。比如‘9?11’事件,炸大楼的人我能直接写‘恐怖分子’吗?不能,因为阿拉伯还有我们很多的读者,他们对这个事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采访一个人,他说了‘恐怖分子’,那我在文章中要给这个词加上引号。”说着,他打出“剪刀手”勾了勾,表示引号。“其实媒体是个双刃剑,有些记者为了吸引眼球,下笔墨重一点,可能就会害死人。所以,我们要尽量依照事实来说话。新闻的准则,快和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公平,不能一面倒地去骂或者捧。”
      “你一直说:做新闻最重要的是做人。那您怎么把握‘做人’和‘公平’的关系?”《环球人物》记者问。林洸耀说:“做人最基本的是感恩,这些朋友是帮我的忙,我不能忘恩负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消息来源。但会做人不等于说好话,不等于该写的就不写了。我不会说这个新闻是敏感还是不敏感,是恭维还是谩骂,我会问自己:这个是不是新闻?它是新闻我就必须发,再敏感也必须发,只要我能够核实、能够查证它是准确的,那没问题。”
      林洸耀最后说他打算写本书,书名就叫《看龙在天》,写写中国的故事。他最喜欢北京,“北京虽然雾霾、虽然堵车、虽然人多,但我觉得这个城市比较有文化。”提到北京十几年的拆迁与建设,他说:“你不拆旧旧的破破的,那就好吗?可是你全拆了,那就没有古老的东西、没有特征、没有特色。所以我觉得拆、发展,跟不拆老旧,还是要平衡。”这个回答依旧保持了他一贯的特色——中庸。

 

 

责任编辑:刘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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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4-10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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