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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物美价廉的观念需要转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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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中国游客在日本东京的商场购买电饭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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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高价,有助于形成质量管理的良性循环

人物简介
      李俊,1964年生,四川金堂人。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产品质量与安全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在李俊的朋友圈里,不时会有人推荐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相机。朋友曾送过他一只日本产的电动牙刷,用过之后,他的评价是:“实用性、舒适性高,而且精致。”当电饭煲、马桶盖因为被中国游客春节期间赴日抢购而引发热议时,李俊并不觉得意外,因为“需求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李俊是外经贸大学教授,一直关注产品质量及其相关立法。他的思考更多是和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消费者是为良好口碑和质量管理买单。“

中国产品占被通报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看到中国游客海外抢购的新闻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李俊: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品质的力量,是消费者在选择。中国消费者在日益成熟,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再只考虑价格高低,而是更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寿命长短、售后服务等质量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我国产品质量现状,您给打多少分?
      李俊:乐观一点讲,70分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要是买一台日本的电视、洗衣机,那就不得了。这十来年,我们家电品牌已经起来了。还有我们的“神九”“神十”“蛟龙”号,没有数以万计的优质产品支撑,飞天下海是无法想象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产品质量在整体上参差不齐,特别是给人的印象,老出事。无论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产品召回通报,还是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中国产品都占到被通报的不安全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我注意到,您提到了安全,安全和质量是产品的两个层面么?
      李俊:是的。安全是指产品的无害性,质量是指产品能更好满足需要,这就决定了政府的质量管理要有差异。现在有种共识:政府重点管产品安全性,把质量问题交给市场。怎么理解呢?政府只管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因为这些和人的健康直接相关。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责管理药品、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负责监管;也有专门的法律,如《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消费品安全法案》等。
      但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行政监管手段。首先是面太宽了,什么都管。其次是多头监管,比如食品安全原来叫“九龙治水”,新的《食品安全法》二审稿出来以后,有人数了数,涉及13个机构。最后是分段监管,生产归质检,流通归工商,不易形成合力。

 

环球人物杂志:质量这个问题近几十年特别受关注。这个问题过去是怎么解决的?
      李俊: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靠的是口碑。而且工匠单独设立户籍,世世代代做这个东西。从春秋时期开始有“物勒工名”制度,工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他做的东西上,这也形成了一种质量追溯体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传统社会里,多数人有信仰,生产假冒伪劣,良心要受到谴责。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属于国家,人们没有寻求经济利益的冲动,所以质量问题比较少。

 

索赔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又快到3.15了。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和您咨询维权的?
      李俊:当然有。有的朋友买到假冒伪劣,气不过,就想打官司。一般我会帮他们分析,你可能获得的赔偿,以及你付出的成本,很多人听完就放弃了。无论是消法的4倍赔偿,还是《食品安全法》的10倍赔偿,赔偿额度都比较小;而且立案、举证很难,像食品安全案件,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也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为什么维权还是这么难呢?
      李俊:虽然我们有这些法,但立法的思路不是调动消费者维权,而是行政监管。
在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国家,产品责任法很发达,鼓励消费者维权,对生产者、销售者形成很大威慑。只要产品存在超出预期的危险,消费者就能起诉生产商或经销商,获得赔偿。赔偿除了实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外,还包括精神损害。
      如果生产商、销售商主观恶性较大,还适用惩罚性赔偿。你明知道产品会出问题,估算下来,赔偿总共200万,改进要投入1000万。但你出于利益考虑选择赔偿,而不改进。那就加大赔偿,让你赔2000万。

 

环球人物杂志:在咱们国家,出了重大质量问题,会有机构介入,比如消协。但遇到数额比较小的赔偿,只涉及个别消费者,有什么国外的经验可供借鉴的呢?
      李俊:美国有种小额法庭制度。消费者买几千美元的商品,可以在小额法庭起诉解决。周末也可以开庭,填张简单表格就行,证据要求也比较宽松,不需要律师代理,收费也很低,一次结案。因为很方便,消费者也愿意去起诉。同时,哪家公司的纠纷多、起诉多,产品安全性差,政府监管部门就会跟进调查。所以,这也是个联动机制,很有效。

 

日本产品如何从劣质到高质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产品质量是如何完成蜕变的?
      李俊:二战前,日本产品被称为“东洋货”,是劣质货的代名词。二战后,美国启动了扶植日本的“道奇计划”,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受邀到日本,出书,开讲座,讲怎么提高产品的质量。国民经济在战后濒临破产,也让日本开始重视质量救国,不但引进美国先进管理方法,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提出了涵盖设计、销售、运输、服务等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还设立了戴明奖,将每年的11月确定为“质量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推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能和欧美抗衡了。80年代时,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竞争压力,1987年通过了《质量促进法案》,推广先进的管理方法。

 

环球人物杂志:看来质量不仅仅是某个生产者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能为质量做些什么呢?
      李俊:我们的质量意识越来越强,但还没形成共同重视质量的社会氛围。假冒伪劣屡打不绝,很多时候,不是生产者能力达不到,而是利益驱动。所以,我们要改变物美价廉的观念,营造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的环境。只有让优质产品生产者有更好的收益,质量提升、质量安全才能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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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3-23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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