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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生打工子弟求学无门 坐火车往返河北上学 (2)

进了站台,就像是经过多次演练一样,拖着书包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往东边和西边分散,轻车熟路地沿着不同路线朝车厢走去。

列车员和老师配合默契,他们分工合作,一人擎着后背,一个人护着胳膊,将低年级孩子托举到车厢上去。初中生飞快地往车厢里跑,老师大声喊着:“慢点!慢点!”

这次集体回家的学生占了将近4节车厢,两排行李架上横竖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着米奇或者机器猫图案的书包。

每次给这些学生买往返车票,是一件耗时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常年负责买票的老师魏刚说,买票时间通常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他们早早去售票厅占一个窗口,掏出一沓学生户籍卡复印件,漫长的售票工作开始了。他们特意在售票窗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为不耽误您买票,请去其他窗口购买”。为了尽可能买到连票,以免别的乘客插进来,他们要一直占着这个窗口,中间换班吃饭。

小学生集体制造的喧哗声,给车厢之间划出无形的分割线,其他车厢相对沉闷的气氛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低年级学生中间坐着几位年轻女老师,她们时刻盯着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学生有的急着要上厕所,有的会将瓶装水洒一地,还有人吵着要吃火腿肠但撕不开包装袋。

小学四年级以上就是高年级。11岁的许思佳今年上五年级了,在一片孩童的喧闹声中,她显得有些沉默。她从老家河北邢台转来衡水刚一年,几天前还因为想念老家的爷爷哭了一次。和许思佳一样,部分孩子是从老家转到衡水来的,从一年跟父母见一两次的留守儿童,成为每月跟父母见一次的外地寄宿学生。还有些孩子是从北京转学来的,他们过去一直待在父母身边,在北京上过幼儿园,小学时去衡水插班。

刘建哲是在儿子黄庭远上小学四年级时,将他从北京转学到衡水的。这次放寒假回家,黄庭远被父母开车接回河北邯郸姥姥家。

这些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的父母,在北京有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做生意,卖服装、水果或者装潢材料,还有的在单位食堂做厨师,也有在中关村跑业务的。有人买了车,还有人在北京买了房。

无论经济条件乃至社会阶层有何差异,他们都是统计学意义上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中的一员,没有北京户籍。

许思佳3岁时成为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父母去北京打工,把她留在农村家里由老人照顾。在这对年轻的打工父母眼里,“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他们嫌村里学校不好,把她送进镇上的私立学校。

后来,孩子学习变差了,“家里老人也辅导不了”。家人还发现,自小活泼的许思佳变得不爱说话,性格越来越内向。

这对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农村父母,决定给孩子换个学习环境。孩子妈妈回忆说,“当时听别人说在北京上学需要五证”。她所说的“五证”,包括本人在京暂住证、务工证、户口簿、老家无监护人证明等手续,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必须门槛。

一位学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亲坦言,“小孩儿出生在北京,户口一直在老家没上好,不能在北京上学”。

一些对“五证”要求不严的打工子弟学校敞开大门。不过,北京曾经集中关停过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相关部门称是因为这些学校违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学校以后,因为学校属于违法办学,他们也没有取得学籍,成了“黑学籍”。按照全国统—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学籍相当于每个学生的“教育户口”,升学和转学都得带着走。

孩子上着学成了“黑户”,意识到麻烦的家长们会很着急。衡水英才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问,孩子在北京上学被‘黑’了,没有学籍能不能转来?”

去年,许思佳的父母打算给孩子准备“五证”,还忙着找学校。但是,她又很无奈地说:“我们糊里糊涂的,也没什么关系,去哪找好学校呀?”

后来,许思佳的妈妈听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学”。在衡水英才学校,不少学生之间是亲戚关系,有亲兄弟姐妹,也有“舅舅家的侄女”或者“姐夫哥哥家的孩子”。

“我心想,送到衡水去,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总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要强吧。”这位母亲似乎找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车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车厢里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微微躁动起来。

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牛奶、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开始显得无事可做。

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老师,怎么还不到啊?”还有人一会儿喊热,一会儿叫冷,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无论是离开老家,还是离开父母,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哭”。回想起那段“骨肉分离”的日子,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我也天天哭”。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

刘建哲当时心里翻腾着:“把孩子送走是对还是错呀?”

实在忍不住了,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就跟探监一样”。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寒暄几句。

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爸爸就跟他商量,“每次坐火车去上学,回来开车去接你”,再将儿子哄出家门。

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在宾馆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

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现在上初一。她说,开学刚两三天时,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教室里变得很安静,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

第一个月,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过一天就划掉一个,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

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过了半年,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

到了高年级,青春痘冒了出来,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坐在床上吓坏了,大声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后来,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

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老师说,“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

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每周六晚上,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跟孩子说会儿话。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

周六晚上6点一到,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一个人先打,一般打进去会占线,即使占线也不挂掉,手机里会一直响着‘嘟嘟’的声音,一直数到第九声,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即使占线,也一直要占着。”

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她说,最多一次,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

按规定,每次通话两分钟,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自己说多了太自私”。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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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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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2-11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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