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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母亲为完成丈夫遗愿 花3倍学费给儿子开小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从小就在慈母的关照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真正让他在白话文运动中一展拳脚的原因,和他小时候四处搜罗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

父亲在遗嘱中让我努力读书上进

我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1891年12月17日)。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

甲午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区域,恰好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台东。那年四月,中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得脚气病,后来双脚都不能行动了,才被放行。等到厦门时,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死在了厦门!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母亲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死信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记得这一点悽惨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

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 (我的名字叫嗣穈)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11岁时,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管用了,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大家都知道。所以隔了两年,我就跟三哥出门求学了。

母亲付三倍学费,请老师为我“开小灶”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所以不须念 《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 “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等到读到《论语》下半部时,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我的母亲管得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来新书屋里去。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很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类学生,每天只是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 “讲书”。我不属于这 “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 “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责任编辑:李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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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1-28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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