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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之女徐文惠:“文革”中我替父亲坐牢(2)

打仗有瘾,当官没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1939年5月,我在延安出生。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四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哥哥从小就很老实,爱学习。父亲虽然病了,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早就让他学认字,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我想,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上房子上树,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我的性格像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上初中时,我获得三年全优,高中也是保送的。

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在大连,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母亲说,孩子上学,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过个节,或开联欢会时穿。父亲却说,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你忘本。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要求我们也一样,即便家里吃饭,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要全部吃光,从不允许掉一粒米。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而父亲却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有愧啊!”

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一天,爸爸还给我改了名,叫徐红。他说,“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你要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们如此“又红又专”的家庭也难逃厄运。

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药不给了,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拿针管

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他们给我列了很多罪:参加我父亲的反党集团;跟我父亲参加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密谋;反江青等罪名。我被打成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我难以接受,从我的名字,从我接受的教育,到我科技报国的理想,说我反党,我绝对不能容忍。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常问母亲,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母亲不敢讲,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但没想到,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

“九大”之后,林彪发布一号令,1969年10月25日,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那时天气非常寒冷,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着了凉,引发了高烧。他们不让医院治疗,给父亲断了药,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可偏偏派来个特务“秘书”,爆裂了暖气管。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墙上都长出了绿毛,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

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这5个月中,他靠着坚强的毅力,一直在坚持,他想活着,想再见到毛主席;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

 

探望父亲的对手张学良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多问一些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情。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告诫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不是因为打仗参加革命,我就是个窑工。”

在我记忆中,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我们在大连时,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2000年,张学良100华诞时,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不要向他详细提及我的父亲及其过往。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我见到了张学良。当被告知我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时,不曾想,张学良准确地说道:“你是第15军团红25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海外回国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苏区剿匪副总司令”,他从德国回来买了很多武器,准备消灭红25军。他的装备都是德国的,而那时红25军的武器装备都很落后。没想到,第一仗父亲就歼灭他一个旅,3800多人。

父亲曾说过,当年,张学良率东北军攻打红25军,他带了30万的大部队追缴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他们从何家冲一直打到陕北,走了10个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战斗,一天有时候就打四五仗,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了。长征到了1935年,爸爸的部队就歼灭了张学良3个师。国共合作后,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其实,番号就是原来张学良师的,而缴获者就是我的父亲。

不打不相识。事过境迁,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面,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

一年后,张学良逝世。那次见面,对于我们双方,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的身体从“文革”后就一直不好,但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我想利用我的晚年,继续完成父亲的遗志。现在,我正在编写父亲的纪录片、画传,同时我还编写过十大将邮册、长征女红军、巾帼英雄等等专题的邮册,希望能让“红色记忆”永不消逝,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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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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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1-2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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