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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侄孙陈贻竹向本刊讲述:陈寅恪不愿做文化偶像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毛予菲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贻竹,1941年出生。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之子,植物生理学专家,现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众说纷纭中,陈寅恪在故友的纪念碑上留下这句话,他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赞誉这位大师。

20多年后,双目已盲的陈寅恪解释了碑文的内容:“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将“独立与自由”品格更多地归于一种治学精神。陈寅恪侄孙陈贻竹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总说:“那深厚的学养,我肯定是复制不来的。”

陈贻竹的父亲陈封怀是陈寅恪长兄陈衡恪次子,陈贻竹称他“叔公”。陈寅恪在广州的最后9年,陪伴左右的亲人中就有陈贻竹。其实,不仅是做学问,叔公的一言一行,他都有所了解。“如今人们总感叹那些成就,不曾想他经受的苦难。”

 

欣欣向荣的陈府


晚清时候,湖南长沙岳麓山脚下,湘江东岸城北的“蜕园”,住着陈家祖孙三代,陈寅恪便在这里长大。其实,陈氏祖籍江西,陈寅恪祖父陈宝箴被曾国藩赏识,政治重心一度迁移到湖南,他将家眷从老家接了过来,长沙才成了这个大家族的居处。纵观陈寅恪一生,他在这座城市的时间并不长,却被烙上了明显的印记——陈寅恪一生偏于湖南口味。另外,陈贻竹回忆叔公的口音,说他讲话也一直带着明显的长沙腔调。

 

陈寅恪在“蜕园”的童年赶上了陈家最好的日子。他5岁时,祖父陈宝箴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立行新政,备受光绪皇帝赏识。父亲陈三立爱结交名士,曾推荐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是陈宝箴最得力的助手。陈府欣欣向荣,家中兄弟妹妹8人在此都受到良好教育。陈寅恪喜欢读书,未到启蒙年龄,见兄长亲友子弟在家塾就读十分羡慕。他就躲在门外专注静听,很快牢记老师讲授的内容。

 

但陈寅恪不擅长运动,被兄妹们笑为“笨手笨脚”。他也不喜热闹,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小孩子最爱往人多的地方钻,他却相反。1894年,长兄衡恪娶亲,成婚当日宾客众多,小孩子们欢喜得不得了,唯独不见5岁的寅恪。后来,家人发现他一人离群独坐。

很多年后,陈寅恪向后人回忆与兄弟妹妹的第一次合影,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当年照相是件稀罕事情,大家都好奇地注视着镜头,7岁的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恐难以辨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他也不多问,伸手就握住身旁一株桃花,想以此作为标记,这样将来再看时必定不会出错了。

 

走向衰落的世家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在年初1月10日,陈寅恪的祖母病逝。另一件则是祖父陈宝箴与父亲陈三立均被革职,因为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两人将永不被叙用。11月初,陈宝箴带着全家离开长沙,返回江西南昌。两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陈三立则一心寄情于诗词,从此远离政治。

陈家还沉浸于悲痛中,未满12岁的陈寅恪离开故土,踏上游学征程。自1902年起,他先后到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但陈寅恪放弃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学,选了冷门的古代语言作为专业,修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

25年后,陈寅恪回国受邀前往清华任教时,已经精通22种语言。但他仍然坚持不提政治,明确表态:“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陈贻竹曾听父辈们说起,陈三立退出政坛时,为陈家后人留下一块刻有“永不从政”的牌匾。“我没见过这块匾,但家族里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甚至从叔公往后,陈家再无人学文了。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分别从事医学、生物与化学工作。我的父亲陈封怀搞植物研究,我也是学植物的,在植物园工作。”

 

但关于陈寅恪“无政治觉悟”的说法,陈贻竹讲了自己的看法,“他研究文字语言历史,这些都是承载体,以史明鉴。”陈寅恪女儿们在回忆录里写祖父陈三立与曾祖父陈宝箴的政治情怀,也不忘加上父亲的名字。“祖孙三代人对甲午战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

陈寅恪的婚姻,以及为女儿取名,也与他的家国观念相关。1928年初入清华园的陈寅恪,因熟读前台湾巡抚唐景崧驻守台湾的事迹,一眼认出女教师唐筼屋中署名为“南注生”的横幅,“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别号,唐筼就是他的孙女。两人见面后互生好感,这年秋天便结为夫妻。陈寅恪和唐筼共育有3个女儿,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与北平诀别


“不涉政治”的陈寅恪曾两度逃离了政治中心北平。1937年前,陈寅恪一家住在清华园南院,日子安静平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陈寅恪不得不携夫人与孩子们南下长沙避难。

 

陈寅恪不愿做文化偶像

                                     1939年秋,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在香港合影。

                                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第一次离开北平的时候,陈寅恪右眼已经失明了。走前几个月,在北平颐养天年的父亲陈三立去世,治丧期间,他的右眼出了问题。女儿们回忆,临走打包行李的时候,因为书籍称重出错,一向好脾气的父亲突然发火,“我们从未见他这么恼,后来想想应该是右眼新近失明,所以心情格外烦躁”。

 

乱世之中,一家人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成都等地。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期间,陈寅恪不幸左眼也失明。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进入清华园执教的时候,他已经是盲人教授,上课、批改学生论文都有助手帮忙。此后他再出现在老照片里,多是杵着拐杖,或者坐在沙发里,双眼也对不准镜头了。

 

陈寅恪在北平待了两年。1948年,战火再次逼近,年底,一家人又登上飞离北平的飞机来到南方,最后抵达广州。这次离开,陈寅恪留下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从诗中便可知,此时陈寅恪已经暗下决心与北平永别。如果说第一次逃离北平是被动与无奈的,那么第二次离开便多了些主动和决绝。此后,陈寅恪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北平。1954年春天,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回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旁人看来,这是件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肯前往任职。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热里有炒作


1960年,陈贻竹念大学,来到广州。“第一次见到叔公,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位安静的长辈”。

 

陈贻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叔公晚年时候钟爱散步。”双目失明的他住在中山大学南区时,自己一手拄着黄藤拐杖,一手摸着楼梯扶手,独自一人慢慢上下楼,到楼下门外的白色小路上来回走动。一段时间下来,黄藤杖底被磨得越来越短。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陈贻竹也经常陪叔公一同散步,“但我们很少交谈”。

 

陈寅恪也爱听戏。年轻时他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失明后全靠耳听,家里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他工作之余的宠儿。陈贻竹回忆陪叔公去中大小礼堂听戏,“有一次,他还听出了唱词错误,好像是场与孟母有关的戏。他认真听着,突然低头喃喃一句‘这里唱错了’”。

 

而陈贻竹第一次知道叔公盛名在外,是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里。“(陈寅恪)住在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整栋楼都被大字报覆盖,甚至里屋、床头都贴上了,最后还被扫地出门,搬到了南区50号的平房。”

 

被批斗的日子里,人们总把陈寅恪晚年的生活想象得凄凄惨惨。其实在物质方面,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除了妻子唐筼,还有护士照料起居。“不过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压抑”,陈贻竹好几次跟随父母去看望叔公,“那时他越加沉默了,每天埋头创作,苦难一字不提”。期间,陈寅恪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一书,洋洋洒洒80万字,这是其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写了位明于民族大义的奇女子。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45天后,唐筼也撒手人寰。她曾对人说:“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陈寅恪曾是独立与自由最好的践行者。他避开政治,或许是因为不愿多与现实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陈寅恪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化断层的年代,鼓舞着失落文人们,成为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

 

在陈贻竹看来,今天的陈寅恪热,有太多的喧哗和炒作。“人们好像误解了叔公的追求”。他死后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据说去世前曾向家人交代:死后骨灰要撒到黄埔港外,不要让人来追悼。叔公很决绝,他不做文化偶像,只愿在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化中独善其身,安心治学。

责任编辑:李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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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12-25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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