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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太平轮,一段沉没的民族记忆

电影《太平轮》宣传海报(部分)。

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上映,再次勾起华人世界对1949年太平轮事件和两岸流离人生的记忆。这一事件所蕴蓄的历史和精神内涵,注定让它成为一个不会枯竭的话题。

还原真实的太平轮事件

1949年1月27日,正逢旧历除夕前夜,太平轮开始了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的第三十六趟航程。不料想,一场惨剧发生了。午夜时分,这艘搭载了近千名乘客的轮船,在舟山群岛海域,与江苏无锡荣氏家族的货轮建元号相撞。很快,两艘船只相继沉没。在这次灾难中,仅有三四十人获救,罹难者达900多人。船上的货物如国民党档案、中央银行文件、东南日报社印刷器材、荣宝斋珍宝字画等一并沉入海底,造成了1949年赴台大迁徙中的悲惨一幕。

坊间有一种说法,称太平轮为“中国的泰坦尼克”。事实上,若单论奢华程度,太平轮只是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一艘普通客货轮,唯一能提升其身份的是船上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室。这艘轮船,原由美军设计制造,在二战中用于中国后方的短途战备补给。为了避开日军的火力打击,轮船在设计上偏向单薄轻巧,与号称“梦幻之船”、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不能相提并论。

还有一种说法,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多为达官显贵,正是他们手中的权势和资源,使这场灾难被称为“泰坦尼克式的灾难”。确实,在乘客之中不乏海南岛司令王毅将军、辽宁省主席徐箴夫妇、袁世凯之孙袁家艺、著名音乐家吴伯超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在1949年的动荡之秋,太平轮证明了“非富即贵”不过是一场空幻。最终,他们褪去了外在的光环,被命运之神捉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轮的真实名称是难民船。在难民船上,所有显赫的人物都被打回了原形,他们与芸芸众生一样,不过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对于历史苦难中的人物命运的品咂,才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不衰的主题。

台湾文人的华美悼词

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

太平轮让很多人失去至亲,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它仿佛一块烙铁,在港台人心目中烙了一个洞。洞里住着有的人死去的亲友,有的人过往的回忆。有人在这个洞里丢失了有形的财富,有人则遗落了一个家族的根脉。而太平轮带来的共同的感受则是家国选择中的无奈,迁徙中的焦虑与流离,以及命运在大时代里的剧变。

对太平轮事件,在台湾经历了从禁忌到寻觅的转变。

1965年,白先勇写了小说《谪仙记》,把太平轮事件放进了小说中。该小说后于1989年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由谢晋导演。受白先勇之邀改写剧本的蔡康永解读道:“‘贵族’是怎么变成‘最后’一批的?很多人都出了力,而白先勇则顺着命运之神的手势,让太平轮参与了行刑的队伍。”这句话大有深意,指的是太平轮事件在故事女主角李彤的沦落中所起的作用。往深处追究,小说中的太平轮事件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精神的表征。

在故事中,李彤完成了所谓贵族的最后的华丽演出。她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美丽、才情和魅惑。还有谁能像白先勇有如此的笔力,摹写出一个女人的风情和韵味:

“李彤不仅自以为漂亮,她着实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李彤的身材十分高挑,五官轮廓都异常飞扬显突,一双炯炯露光的眼睛,一闪便把人罩住了,她那一头大卷蓬松的乌发,有三分之二掠过左额,堆泻到肩上来,左边平着耳际却插着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蜘蛛的四对足紧紧蟠在鬓发上,一个鼓圆的身子却高高地飞翘起来。”

白先勇哪里是在写一个女人?在李彤的身上,散发着光辉的不仅是奔放不羁的青春,更是即将消亡的绝代的风华——李彤的昙花一现散发着令人刺痛的美。

关于太平轮记忆的打捞

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她脚边就是随她一同到台湾的“太平狗”。

太平轮的灾难,引发的是华人共有的悲情体验。如何疗救流离人生的心灵创痛,在精神上完成自我的救赎和超越,是文学和艺术需要直面的课题。

触摸这一伤痛的是《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她之所以参与寻找太平轮,源自一次人生中的别离:“2000年秋日,因母亲逝世,起意想写太平轮与家族故事。”她说之前当记者,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这次终于回头讲述自家的遭遇。

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原籍江苏镇江。国共内战中,他们一家汇入了逃难的人群,就在撞船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刚刚搭乘太平轮到台湾。在这里,母亲抛开上海时的优渥感,与家人共渡难关。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除了担心被当作匪谍捉去外,她时常念叨的就是从上海逃到台湾的情形:“太平轮沉了!还好我走得早,才能坐在这里!”母亲常拿出来检视的,是赴台时随身带的箱子,里面布满了上海的斑驳印记——黑白照片、绣花桌布、银器、首饰、怀表和一部老相机。与母亲作伴到台湾的还有两只狗,张典婉叫它们“太平狗”。

母亲的这些不经意的唠叨,播下记忆的种子,到后来终于结出了果实。2005年,张典婉录制的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完成,在台湾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映。2009年10月,作品《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

同样是在2009年,作家齐邦媛、龙应台分别写下《巨流河》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间关于太平轮事件都有或多或少的叙述,共同掀起关于这段记忆的冲击波。围绕着这一事件,各种形式的叙述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随着吴宇森电影的介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对于文艺来说,太平轮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家让李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生死两重天的折磨。曾经的她,贵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独女,从小被捧为掌上明珠,留学异邦,出尽风头,力压美国富家女,被选为“五月皇后”。这一切,她在戏言中称,为自己所代表的中国争得了些许名头。但是,太平轮的噩耗传来,父母在沉船事件中罹难身亡,她失掉了家庭,失去了支撑其荣耀的一切,亲身体会到了时代风雨中大厦将倾的灭顶之感。太平轮出事后,李彤的精神之船也随之沉没了。

在精神层面上,白先勇笔下的李彤就是他自己。身为广西军阀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用《谪仙记》为自己和那个时代漂泊的华人书写了一份华美的精神悼词。客观地说,他以此来追寻旧梦,也试图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这种对历史不幸的反思和悲悼,书写的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志。

1998年,蔡康永写了一篇《我家的铁达尼号》,这也是台湾文化名人里第一次有人打破沉默,专门为太平轮撰文。

太平轮所属的上海中联轮船公司,是由一群宁波同乡集资兴办的,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正是股东之一。“太平轮一出事,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时隔多年,蔡康永的叙述中仍带着淡淡的哀伤:“一个时代,大火烧天的烧去了。我身边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

是一个电影梦,也是一部史诗

1949年2月1日,《沪市新闻》对太平轮事件的报道。

吴宇森的新片,表面上处理的是灾难性题材。但与《泰坦尼克》大肆渲染永不靠岸的爱情不同,《太平轮》的题材背负着历史的苦难,笼罩着那个动荡年代的戾气,其中更隐藏着一个民族的秘密。

对导演吴宇森来说,《太平轮》不仅是一个电影梦,也是一部史诗。他曾说:“我一直很想拍一部关于两岸的情感戏。太平轮有很多动人的情节,剧本中人物也非常真实。”他把《太平轮》分成了上下两部。在这次上映的上部里,有战争戏和爱情戏;下部则讲述沉船和众人沉浮莫测的结局。太平轮是每个人梦想的象征,很多人想上船,有的随船埋葬于时代,有的历劫而重生。

电影里的3段爱情,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缩影——台湾年轻人跟日本女孩跨越民族的爱情、国民党军官与上海富家小姐的恋情、最底层风尘女子与小兵的故事。“要把整个太平轮事件讲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牵涉到政治背景、国家的问题,还有那些痛苦的方面。所以把爱情和灾难两个主题平衡起来看,情感的比重还要再高一点。”

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从历史苦难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带来永恒的人性和文化价值,是该片的看点之一。留下的疑问则是:白先勇、蔡康永、张典婉、齐邦媛、龙应台等诸多文人,早已把太平轮看成了一艘精神之船,而吴宇森能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让这艘船重新起航?

责任编辑:李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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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12-17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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