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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东磐:我是历史的“传菜员”

2014年10月15日,“国家记忆:二战中的中美合作”照片展在美国华盛顿里根大厦外展出。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曾长期尘封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由章 东磐等中国学者重新发现。(本刊记者 温宪 摄)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王晶晶)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讲,章东磐对人总是笑眯眯的。大笑时,嘴角似乎都咧到了耳根。这样爽朗的性格,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人。他的经历倒是一点儿都不简单——军人、文物专家、美术出版编辑……就是现在,他也有着企业家、民间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用学者张鸣的话讲,章东磐“大跨度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胡逛,做点什么,就像什么”。“多边发展”似乎是章东磐的人生模式,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写一部关于史迪威的书,已准备收尾;而另一边,他参与策划的系列历史照片展“国家记忆”,于深圳、台北等多站之后,正在华盛顿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见面。 KEEN キーン 激安 RAY-BAN レイバン公式通贩 スニーカー通販

 

无非一个看画,一个看书

“没有做一行成一行,我基本上是一个万金油。”章东磐如此评价自己。他的复杂经历也许一部分来自于天性,更大程度上则是成长过程中的大环境使然。

因为“文革”,章东磐只读到小学五年级。15岁时,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了军队。军中4年,章东磐成长为一名神枪手,学会了服从和守规则,更学会了关注细节。19岁转业时,他被分配到了故宫,先学习字画装裱,后来进了书画组,做文物保管员。

彼时的故宫,藏龙卧虎,章东磐周围全是文物大家,随时可以向启功、刘九庵、徐邦达等老先生请教。几年后,他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做古典美术编辑,还曾与恩师王靖宪先生一起,陪伴启功先生,去全国各地走了十几个博物馆,“我有幸鞍前马后追随他们,现在想想,上大学算什么呀……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运气。”

老先生们传授的鉴别方法,后来被章东磐用在了做历史上。“怎么就能判别这张画是真的呢?老先生们说没窍门,看多了就知道了。好吧,那就看吧,无非一个看画,一个看书。”

1999年,已下海多年的章东磐跑去云南投资一本杂志,叫 《山茶》(现在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云南学者孙敏的长文《国之殇》,写的是滇西抗战。它把章东磐引上了历史的田野调查之路。他和朋友孙敏、李正沿着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路线,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年。

2009年,章东磐把采访到的滇西抗战见闻写成书,起名为《父亲的战场》。这本书让作为历史学者的他与众不同。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3000多米……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嘴巴、眼睛、耳朵实证出来的。一路都是战场,他寻找老兵、知情人。每一个地名,章东磐和同伴都在美军新闻处战报里对应着找到。

因为有着军旅经历,又喜欢研读军事学书籍,章东磐在分析历史时便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火力配备、兵种,乃至士兵不借助外物,只身泅水渡过怒江是否可能,他都会结合所有因素做一番论述。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里,并不吝惜直白的感情抒发。“走久了,听多了,才渐渐明白,今天的我们高喊爱国是多简单的一件事,连胳膊都不用抬,比抓痒都简单。”

 

人物简介:
章东磐,民间历史学家,生于1954年。作品有《父亲的 战场》《国家记忆》。

 

不能用双重标准评价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

2010年,章东磐和摄影师牛子、建筑师晏欢一起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那里珍藏着2.3万张中缅印战场的照片。章东磐记得,当时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欧洲战场照片都被人翻遍了。而翻阅这些照片,你们还是第一批。”他们把这批档案照片完整复制出来,挑选其中500余幅编成 《国家记忆》出版。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决定着手研究美国援华最高将领史迪威将军。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何想研究史迪威?

章东磐:从那些照片上,我看到他为中国伤兵举办生活技能训练,用专机运送伤兵去救治等。这些是促使我研究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重庆举办照片展,有出版社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史迪威的书。我说好,然后列了关于史迪威和那段历史的几大问题,我说只有把它们弄清楚了,我才能写。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军队从1942年初入缅远征,然后分路撤退到印度与国内,伤亡据称超过5万人。如果说史迪威对此没有责任,责任在谁?

章东磐:否定史迪威的书里都说,蒋介石给了史迪威完整的作战指挥权。蒋介石日记里的确如此写了。但第二天他又写道,任命杜聿明为入缅华军总司令。实际上,之后20多天的日记里,几乎每天蒋都记下了给前方将领写信指导缅甸作战的细节。那场战争所有的作战思想都来自于蒋,史迪威不停地说服他改变作战方法,蒋有些答应了,但实际上并不采纳,跳过史迪威直接指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我个人认为,指挥系统混乱是1942年中国军队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关于从缅甸撤往印度,有一个说法是史迪威极不光彩地逃跑了,他丢下了自己指挥的中国军队。是这样吗?

章东磐:要知道,史迪威可是美国的三星将军,有专机来接他,因为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人物被日本人俘虏了。但他拒绝离开战场,而是用那架飞机运了他认为更需要撤走的人员。一个想逃跑的人会这么做吗?

史迪威当时下令,让中国军队向印度撤退。实际上蒋介石之前也接受了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人的报告。但当杜聿明最后关头给蒋发电报时,蒋的回电是:你们经密支那回国,不要去印度。于是杜聿明无视史迪威的命令,冒险从野人山回国,途中葬送了那么多士兵生命。史迪威不跟着违抗自己命令的下属一起走,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错误都没有。

当时有个师长没执行杜聿明的命令,带军队撤往了印度,就是孙立人。有人批评史迪威逃跑,但没人批评孙立人。我们不能用双重标准评价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公开演讲中说,自己从一个“反史派”变成“挺史派”。

章东磐:我不是史迪威的“粉丝”,虽然我的确很喜欢那个老头,但这和我是不是在某一具体事情上肯定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今天之所以一定要推动把史迪威的光荣还给他,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依据证据推导出来,他在战场上带给了我们中国人胜利,并没有对我们做不光彩的事情。

 

1945年,飞机掩护下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及史迪威将军合影。

 

从那儿端的是什么,送到桌上还是什么

因为替史迪威“翻案”,一些专家学者和章东磐展开公开辩论。其实,引发史学界的争议,对章东磐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是如何学到的?

章东磐: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有几位是经过好的方法学训练的,比如吴思、雷颐、杨奎松、沈志华等。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先解决证据的可靠性,然后再做分析与判断。我完全谈不上是好的研究者。我对吴思先生说,你们是大厨,我是门口那个剥洋葱的。我呛得泪流满面是为了你们能炒出好菜。出版了《国家记忆》这批历史照片后,我觉得我自动降格,成传菜的了。因为70年前的先辈已把这盘大菜炒好了,只是端菜不力,直到现在才能把它端给读者。我就要求自己路上别洒了,从那儿端的是什么,送到桌上还是什么,这就是传菜员的职责。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网上跟不少人论战。

章东磐:并不多,而且不是论战,是讨论。论战是决输赢,而讨论是求真相。号称做抗战历史的人,不少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知识不足。比如戴安澜遗体归国,有个历史作家非说在昆明碰到过一个老军人,他自述背着戴安澜的遗体回国。我说他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五六月是中缅边界最热的时候,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尸体被背了20多天,还捂着军服,早成肉酱了,背得了吗?而且有资料证明戴安澜的遗体当时已火化了。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了这么多年中缅印战场,您怎么看待那段历史?

章东磐:我觉得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没有投降。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战场,我觉得,近年来一些否定其价值的说法并不公平。它的作用很多,我只说两条,第一是让敌占区没能成为日本军队的补给基地,从战争经济学上来讲,这是很大的贡献。第二,当时美国很多飞行员在敌占区被击落,为营救他们,共产党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

研究历史会有不同的收获,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历史要尊重。有时,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意识先行,常常先下结论,然后找证据,只要有一条成立,就确认结论成立。这是伪科学的做法。大家都说历史是镜子,但我们得找个不走样的镜子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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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11-11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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