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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编剧李樯,站在通往理想的钢丝上

人物简介

李樯,生于1968年,著名编剧,作品有电影《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赵晓兰)从开机时起,《黄金时代》就被认为是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这部由许鞍华执导的电影,不仅揭开了民国女作家萧红的神秘面纱,也把另一个姓名带到台前——李樯,为《黄金时代》苦写3年的编剧。

リンク: iPhone 6 ケース 楽天 iPhone 6 ケース激安 通販 激安 iPhone 6 ケース ディズニー iPhone 6 ケース 手帳型激安販売 激安 iPhone 5/5S ケース 激安 iPhone/iPad ケース専門店 エルメス iPhone/iPad ケー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李樯,是在初秋的一个午后。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长相清秀的文弱书生,对待记者谦逊而礼貌,回答问题即便字句简短,甚至一个点头,看起来也很郑重其事,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虚与委蛇。他不爱谈自己的具体经历,总是善于将一些形而下的问题转变成形而上的问题。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位“走心”的作者。

 

《黄金时代》宣传海报。

萧红的文字是血肉之躯

在奇人辈出的民国时代,萧红是众才女中命运最为传奇的一个。她只活了31年,但写出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她的情感经历更富争议,19岁逃婚,又离奇地爱上订婚对象,怀着订婚对象的孩子和作家萧军一起,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端木蕻良……

1936年11月,萧红给萧军写了一封信,里面说道:“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李樯所写的电影片名,正是来源于此。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你花了3年的时间来写《黄金时代》这部戏。

李樯:阅读占了很长的时间,中间我父亲又病了,实际写作是五六个月完成的。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二手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做大量的阅读工作、资料分析、图片收集,对那个时代进行深入了解。有了对那个时代的把握,才能写好时代中的人,这需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樯:就是如何写一个众所周知的人。萧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她在千千万万人面前有千千万万种面貌。她在历史上有很多悬案,如何去接近这个人物,难度很大。如果只写我心目中的萧红,格局就非常小了。我希望让别人都能够接受电影里的萧红,但又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眼中,萧红的魅力主要来自哪里?

李樯:我们不能脱离她的作家身份,如果她仅仅是女人萧红的话,那肯定是不完整的。她注定是作家萧红,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互相辉映形成了这种魅力。文学写作对萧红来说,是构成她魅力的致命要素。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女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她在世俗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李樯:我觉得她身上代表了很多艺术家的共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被视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她迫不得已拥有这样的生活,才能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写作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永远捕捉、书写复杂人性中千分之几的那点东西。就像对待宇宙,永远无法摸清它的原貌,但我们永远在努力探索它的真相。所以萧红的特质、性情,她生活的离经叛道,注定了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样评价萧红的作品?

李樯:我觉得萧红是独特的,萧红的文字真是血肉之躯,她几乎用她自己的肉身与世界碰撞,变成她的文字。她不像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像她,她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她的这种写作天赋是从哪来的?

李樯:我觉得是命运,是天人合一。每个伟大的作家,探讨他(她)成为作家道路上的一些所谓的密码,会发现没有任何公式。

 

2007年3月,李樯和导演许鞍华(右)在北京。

 

 “民国范儿”代表一种审美情趣

《黄金时代》在宣传中被称为一部典型的文艺片,讲萧红的一生,遥远而复杂。但李樯认为,这部戏的重点并不是民国、爱情这类主题,而是“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用电影来阐释萧红所说的那个“黄金时代”?

李樯:我觉得这个词不带有任何褒贬,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了。我们老是觉得某个时代是黄金时代,就如同一个人老觉得自己哪个年龄段是最美好的年华。其实黄金时代是你自己规定的,你自己认为什么是你的黄金时代,那就是你的黄金时代。一个人的态度和信仰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主观心性。如何求证你的信仰,对待你的心灵,决定着你的一生。

环球人物杂志:那个时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李樯:比较吸引我的是社会形态、阶层的丰富,又是战乱频发,又是跌宕起伏,虽然很不安定,颠沛流离,但很浪漫、很传奇。今天我们所谓的“民国范儿”,其实就代表着一种审美情趣。

环球人物杂志:你用怎样的篇幅去展现其他民国文人,譬如鲁迅?

李樯:都有他们恰如其分的篇幅。人的一生,孤独只是某种心理上的东西,你是自己生命的一个主角,你碰到的所有人与事都是配角。可是反过来,别人也是人家生命的主人,你也是人家的配角。许许多多人关联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你的某种特质。所以萧红一生当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在她生命中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共同形成完整的生命图景。

至于鲁迅,首先我要写出萧红眼里的鲁迅,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东西。我想这部片中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贴近我们的鲁迅,而不是平常我们渲染的文坛斗士。

环球人物杂志:片中汤唯的表演如何?

李樯:非常棒,是天地人合一的状态。我只能说汤唯就是萧红,她和萧红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这是你第二次和许鞍华导演合作,是否多了一份默契?你们的个人风格都很强烈,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争执?

李樯:我们一直很默契。我觉得她不仅是一个非常棒的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我写的是剧本,她写的是电影。

争执当然也不可避免,比如说萧红是真的热爱爱情,还是在爱情中历练?她一次次飞蛾扑火,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但这种争执最后都会因为彼此相似的东西而很快化解。

 

《孔雀》剧照。

 

生活不会为你另辟蹊径

李樯是河南安阳人,高中毕业后当了文艺兵,1992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电影编剧,曾先后辞去两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从老家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在北京,他先是当了一名媒体编辑,从南城倒三趟公交车到北四环上班,每天奔波在路上,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后来,他辞去编辑工作,彻底成了没有社会身份、工作、收入和住房的“边缘人”。他也曾怀疑自己的选择,更被身边的亲人朋友怀疑。1999年,走投无路的他从北京回到老家“背水一战”,沉下心来写了《孔雀》。剧本讲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小城里一个五口之家的故事。2005年,《孔雀》摘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公映后,许多导演提出,希望跟他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孔雀》得奖之后,你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我的喜悦已经在通往喜悦的路上蒸发了”,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李樯:你曾经特别固执己见或者梦寐以求想完成一个东西,可是你发现当它终于实现以后,并没有带给你原先想象的那种巨大的满足和喜悦,这个东西不足以给你任何慰藉。

就是说,生活永远不会以你所仰仗的面目出现,它不会为你另辟蹊径,单独为你开辟VIP通道。你任何的居心,到最后都不会是你所期望的那个样子。我以为我写一个东西很动心,等我写完了,发现这不过是我想完成的东西而已,它对我的人生只是点滴的一个瞬间。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孔雀》没能成功,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李樯:那我就去过不写作的生活。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

 

环球人物杂志:就这么放弃了艺术理想?

李樯:也不是放弃,可能是验错的方式,当你验证到你“不可以”时,我倒觉得也可能是一种幸运,这样倒也好。

环球人物杂志:《孔雀》之后,你又写了《立春》。那部影片中描绘了一座小城里执着于艺术的人,在生活中却很失败,这是否和你当时的经历相似?

李樯:当然。我觉得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站在通向理想的钢丝上,能不能迈向理想,或是中途掉下来,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没法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时候是最孤绝的。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你写的都是文艺片,第一部商业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获得了成功。但那之后你并没有大量接戏。

李樯: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创作才华是有限的,有点像对金钱的欲望:有的人很有钱,天生就可以衣食无忧;有的人比较贫穷,并不是说想摆脱窘境就可以一夜暴富。写作也是如此,它是有一定量的,是宿命的东西,我既没法挥霍它,也没法节省它,所以只能根据我天生的写作能力,写几部算几部,在我有限的能力当中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有句话叫做“文章憎命达”,事业顺利了,写作会不会失去原来的力度?

李樯:写作过程的艰难程度,不会因为你成名或不成名就有任何区别。写作更不会因为你的自身变化,就倾倒于你,那是不可能的。每个编剧,不管是成名的还是没成名的,你的下一个剧本能不能被拍摄,都是不确定的。你可能以此为生,但它并不见得就有求必应。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过作为编剧,对待生活总是要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这样会不会很累?

李樯:也不累,这已经成为你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了,就像白领们经常面对电脑,会有干眼症一样;或者一个厨师,他身上老有一种煎炒烹炸的味道。我觉得不同职业的人都要负担起这个职业带来的特殊习性。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那些坚持写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李樯:要有热情,要放下功利心。写作的过程就像恋爱,不管别人事先给你传授了多少经验,当你身处其中时,还是会觉得很不相同。每一个作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

女性都是情感的动物,她们天生比较有故事性、有命运感

李樯的作品一直不缺关注度,也不缺争议。《孔雀》在柏林获奖,影评人分为明显的两个阵营,对它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立春》大多数人叫好,但也不乏观众质疑它放大生活的丑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公映时被认为结构断裂、整体令人失望,却获得了诸多奖项。《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被观众抨击为无病呻吟的伪文艺片,却创造了票房奇迹。新片《黄金时代》刚刚小范围试映,各种争论就已经开始发酵。

李樯说,他的电影从来不喜欢投观众所好,更不喜欢“粉饰现实”。在他看来,电影就是生活的渐近线,尽管再努力也达不到真实的彼岸,但他永远在执着地努力着。他拒绝做好莱坞式的“甜品电影”,他“喜欢矛盾、对立、挣扎,这些最能显示出人性的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实,但中国观众并不喜欢赤裸裸的真实。

李樯:这个赤裸裸并不是我要追求的,如果别人这么看有他的道理,但我并不刻意为之。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人而异,我写的就是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并没有非要去追求那种强度或者力度,一切对我来说自然而然。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观众说你的作品不够温暖。

李樯:我所理解的温暖是我们面对各自的生活,它给予你伤害也好,给予你挫折也好,令你各种不满意也好,你能够去承担它,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去解决这些问题。人有了这种力量,我觉得才是一种最大的温暖。

所谓的温暖是自己寻找的,而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悲剧也好,喜剧也好,给予人的温暖是不相上下的,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来阅读这个作品。有人从一个悲苦的故事里获得了面对生命的能力,有人从一个欢快的作品里读出了人生的苍凉。一个作品给予你现实的满足感,你就认为它有安慰作用;它撕破了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它不是一种安慰——要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功利主义者,都是贪图享乐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女性,你把她们的感情写得特别充沛,是特别关注女性命运吗?

李樯:其实世界上好的编剧也好、文学家也好,擅长写女性的非常多,像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写了那么多女性,巴金也写了很多女性,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有令人难忘的女性。能把女性角色写好的男性作家特别多。

我不是刻意去写女性角色,也并非特别擅长女性角色,我真的没有专门规划。这个世界上除了男性就是女性,而女性都是情感的动物,她们天生比较有故事性、有命运感。她们与我们所谓的艺术形象,天然地比较接近。

环球人物杂志:你本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李樯:也不是悲观吧。能够承担和面对不喜欢的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能力。万世万物周而复始、起起落落,从生长到收获到最后归于寂灭,这些状态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要承受。生活在盛世,不见得就值得庆幸;生活在乱世,也未见得就是悲哀。我一直强调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轮回,我们都太微不足道。我这种对命运、宇宙、人生的敬畏之心,可能会被误解为是一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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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9-29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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