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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的思念永在心间

本刊记者 许陈静 刘畅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一生共养育了4个子女。

长子胡德平,1942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子刘湖,1945年出生,他出生后不到40天,胡耀邦夫妇要赶赴前线作战,将他送给陕北老乡刘世昌抚养,并坚持让孩子跟老乡姓刘,老乡便给孩子取名为“湖(胡)”。刘湖直到10多岁才回到胡耀邦身边,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1948年出生,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曾在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后下海办公司。女儿李恒,1952年出生。胡耀邦夫妇一直渴望有个女儿,高兴地叫她“满妹”,意思是“满足了”,直到她长大参军,才随母姓,取名李恒。离开军队后,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后任中华医学会理事。

现在父亲胡耀邦离开他们已经22年,但在他们心中,父亲的言传身教永在眼前,他们对父亲的思念永在心间。

胡德平:“追思追远语纷纷”

年近70的胡德平,与父亲胡耀邦晚年时的相貌很像。作为长子,他有幸在父亲身边成长,父亲的思想和精神对他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提及他现在所关心的民营经济,胡德平会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留给他的种种记忆。

胡德平至今都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与身为“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的父亲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心。

“当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衣食住行、经济问题,被认为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或者不屑一顾的。就在196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父亲问我,(对)‘文革’情况(怎么看)。我就像念经一样的,说什么阶级斗争啊。就是在这一次,他第一次开口,说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必须做好经济工作》。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忽然很严肃。他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面说了,我们苏区搞经济建设这是个伟大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下子就把我说蒙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流血牺牲,要打仗,我们还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掌权了,怎么就对经济建设没有一个议论的空气呢?这对我是一个震动。”这次交谈使胡德平开始对经济有所认识,为他以后的人生打开了历史研究之外的另一扇窗——关注民营经济。

197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一年之后,“文革”结束。此时的胡耀邦满怀激情地想多做些事情。他对子女们说,“有什么民情民意,都可以向我来反映,我来办”。当时,胡耀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谋出路的人,却很赞赏。“父亲赞成那种离开旧有体制、自己来创业(的人),而且他相信(这些人)会生活得很好。原来我们住在富强胡同,1984年,我们要搬到新住址去,父亲的一个警卫参谋也跟着我们一起搬,但想把他原来的房子留下来。我父亲就说,我们的房子要交给团中央,你把你现在的房子也交出去,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就是让人们今后用自己的所得,可以买得起房子,买得起汽车,你不要这么近视。”

随着职位的变动,胡耀邦的公务日益繁忙,父子俩一边散步一边探讨问题的机会少了。但胡家一直有一个传统,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事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找父亲,甚至是到办公室主动谈。1984年,胡德平就受朋友之托,请父亲关照一个人。此人名叫姜维,辽宁大连人,从部队转业之后,自谋生路开了家个体摄影摊点。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后,表示愿意与姜维搞合资经营。在准备签合同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个体户与外企合资的先例,这个合资公司无法注册,姜维于是到北京“找政策”。就在北京活动的3个月里,姜维见到了胡德平。

“当时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和经济领域隔得比较远⋯⋯我的朋友李光祖和王小黎(跟我说了这个事),问我能不能去和他见见面。我说行啊,我们这就去了。”1984年的一个夏天,胡德平骑着一辆 自行车,主动去旅馆见了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回来后,在和父亲散步时,胡德平说了这件事,“我说父亲,这个(事)对不对,好不好?他说这个好啊。我说现在国务院在办,他说那就让他们去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1985年4月13日,姜维领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执照。第二年,胡德平由历史学者转型为政府官员,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后相继担任统战部经济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从此与民营企业结下不解之缘。

除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影响,在生活中,胡德平也深受父亲朴素作风的影响。“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息,胡德平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胡耀邦引李白的诗作了一首《饮酒歌》,反对那种浪费公款吃吃喝喝的行为:“‘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父子俩散步的机会多了。“父亲真是想把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一条一条地再梳理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他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党内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意见,现在实践检验又是如何⋯⋯他是想整理这个。(就在)他准备把他的历史再整理一下的时候,他去世了。”回忆起来,胡德平觉得“这一点是最遗憾的了”。

胡耀邦去世后,胡德平曾经朗诵这样的诗句怀念父亲: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2010年清明节,在父亲去世21年后,胡德平再次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下怀念父亲的文章,“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现作一文,也可说是‘追思追远语纷纷’⋯⋯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亲可能又点燃一支烟,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胡德华:“他特别喜欢孩子”

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西华门,住着许多中共领导人。推开一扇绿色的大铁门,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沿着高高的围墙没走多远,就到了胡家。胡耀邦逝世后,三子胡德华一家陪伴母亲居住在此。会客厅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遗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四周鲜花环绕。2008年的一天,伴着满屋的花香,胡德华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对面坐了下来。

1948年11月,时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人的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胡德华回忆道:“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心切,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只有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后来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一心忙于工作的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年,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有一次,胡德华不想去幼儿园,被严厉的母亲打了一顿。但父亲从来没打过孩子。“他很和蔼,特别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喜欢,当时团中央气氛特别好,除了工作朝气蓬勃之外,在生活上特别融洽。我爸会带别的干部的小孩出去玩,别人也带我们家的小孩出去玩,整个机关里面特别温馨。”

调皮的小德华儿时是个结巴,有意思的是,从小就喜欢演说的胡耀邦也有些口吃。“大人总说‘哎呀,你就是学你爸’。父亲开会的时候‘啊,那个那个’,我也跟着‘啊,那个那个’⋯⋯最后他生气了轰我走,我就跟他做个鬼脸跑了。那会儿我爸和王震见面,人家都管他叫结巴子。”奇怪的是,随着胡德华长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渐渐矫正了。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胡德华也受到牵连,当时他还在上高中,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对于儿子当工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他还鼓励胡德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家人买礼物。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才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父亲去世时,他是唯一一个守护在病床边的亲人。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胡德华目睹父亲的心电波骤然变成一条直线,整个人都蒙了。至今,他都不愿多谈那一天的情形,只说了一句“太沉重了”。短短的一句话,却有深藏的悲伤。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满妹是胡耀邦最疼爱的小女儿。在她童年对家庭的记忆里,第一印象就是客人特别多。“团中央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却习惯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就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有时是和团中央的书记、部长们讨论如何写文件或报告,有时是和中国青年报社的总编、主任们研究社论的题目、内容和版面的安排。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他们一来,父亲就让公务员把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炊事员则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中午一过12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父亲恐怕从来没想过,一个5级干部的工资,如何在养活这个9口之家以外,再来应酬这车水马龙般的客人。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有时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寅吃卯粮,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文革”中,父亲下放,满妹去当兵,直到1975年复员回到北京。

满妹还记得,1977年父亲当上中组部部长后,蒙冤受屈的人们奔走相告: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那几年,我们家门口经常聚集着一些手拿材料的上访人员,满怀期待地等着父亲下班回家。父亲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交代:‘凡是来找我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一天,胡耀邦凌晨两点多才睡下,一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找上门来。“父亲连忙穿衣起床,听他诉说妻子的冤情。父亲听完后,真诚地对朱鸿翔说:‘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你看3个月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你妻子的冤案还没平反,你再来找我。’这时已经7点多钟,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催父亲赶紧吃早饭。父亲匆匆洗漱后,将朱鸿翔领到餐厅,餐厅里还有6个上访的同志在等着。父亲请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一边喝着稀饭一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你们原谅。’向来吃饭很快的父亲,这顿早餐吃得时间很长。直到对6位上访人的冤屈都了解清楚,父亲才离开餐桌,并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但他宽容大度,一样给这些人平了反。“我曾跟父亲开玩笑:‘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过,你瞧耀邦叔叔打牌,他的牌拿在手上,另外三家都能看到。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意,是父亲一生的最大特点之一。”

胡耀邦当上党的总书记后,频频外出下基层视察,子女们常常一两个月见不到父亲的面。“只有母亲对此习以为常,说:‘你爸爸在团中央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地图前沉思,然后在地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1988年底,胡耀邦心里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11月11日,他回到湖南长沙,几天后,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目睹家乡人民对自己的关爱,胡耀邦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满妹把这段话忠实地记录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和《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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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6-21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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